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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沐:“保安人”与“保安族”关系探讨

来源: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 日期:2017/7/27 14:55:14 | 阅读量:

保安族先民迁徙图(周传斌制作)


 

武  沐  贾陈亮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保安人”与“保安族”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保安人”是围绕着明初保安站、保安

堡的设立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复合群体。他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众多民族的聚合体。穆斯林仅仅是

“保安人”中的一部分。清代咸同年间,“保安人”中的穆斯林由于种种原因迁居到今临夏回族

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居住。最终形成了“保安族”。所以保安族不

是明代形成的,更不是元代形成的。没有文献和口述史能够证明“保安人”中的穆斯林是元代时

来到同仁地区的。

关键词:保安人  保安族


 

一、问题的由来

 

保安族主要聚居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的大墩、梅坡、干河滩村,俗称“保安三庄”,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2002年人口约1.2万人。

关于保安族的形成由于缺乏历史记载,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1963年出版的《保安族简史简志合编》载:

 

关于保安族的形成大体有这样几种观点:1.保安族来源于今东乡族自治县妥家沟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2.保安族来源于新疆迁来的蒙古人中的一支;3.保安族原是东乡杨妥家人,明朝初年去青海同仁一带经商,娶藏族女为妻,在当地安家立业,日后子孙繁衍,便成了今天的保安族;4.保安族原是从四川保宁府(今四川阆中县)迁去的回族,或从陕西、甘肃河州大河家等地派去青海的营武(吃粮当兵)人;5.保安族原是临夏大河家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因长期到青海同仁县经商和戍守保安城,在同仁县保安城、下庄和尕沙一带落户。

 

1984年出版的《保安族简史》谓:

 

关于保安族的来源,民间主要有两种传说,一种认为和蒙古人的早年活动有关;另一种人为和回民的活动有关。而群众中的多数则倾向于前一种看法。

 

1986年出版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称:

 

根据在保安族地区进行的民间调查访问,并与保安族干部座谈讨论,按本民族意愿,可以就此归纳为:保安族的族源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后来与回、藏、汉、土(青海同仁土族)等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形成了今日的保安族。

 

上述说法虽然观点不一,但均将保安族的形成确定在明朝,有的甚至提前到元朝。本文认为,在青海同仁的“保安四寨”迁居到甘肃积石山大河家的“保安三庄”之前,保安族的先民仅仅是居住在青海同仁地区隆务河畔保安人的一部分。明代隆务河畔的保安地区居住着藏族、蒙古族、土族、汉族、穆斯林等众多民族,他们统统被称作“保安人”。穆斯林是众多民族之一。清咸同年间,保安人中的穆斯林陆续迁往甘肃积石山的大河家,最终形成了今日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所以“保安人”与“保安族”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统称,后者是族称。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保安族,其形成的时间应当在清朝咸同年间以后,而不是明代。具体论述如下:

 

二、“保安站”与“保安人”

    

  • 保安站与保安堡

1.保安站

“保安”一名的最早记载是作为驿站名出现在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一年十一月丙申载:“陕西土鲁干保安驿丞宗失加及剌哥、美吉站黑鞑靼叛,掠驿马而去。守御千户李德率兵追及,斩之”。土鲁干在何处?《明兴野记》载:

 

(洪武三年六月),(邓)愈遣参政朱亮祖等领兵追袭镇西武靖王卜纳剌、院使马迷,行至乞台山,亮祖谓(俞)正曰:“我以边兵至锐,负荷衣粮,如此沉重,安能远征,终不如腹裹士卒轻健。”此至土鲁干河……

 

《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九月壬戌载:“命凉州卫遣兵屯金塔寺山口及土鲁干口”,可见土鲁干在凉州卫与西宁卫交界处。《明兴野记》载:

 

(洪武四年)二月,以西安卫指挥使司改为陕西都指挥使司。遣本司使濮英诣各卫及沿边卫所归并军士。是月,韦正遣人招抚山后好来、阿仁、剌哥、美吉、朵的、云都、亦思麻因等七站人民。并下缺军总旗仲与等七人,委监站掌印,以土官为副,共牧人民。以归德州土官王伦奴为千户,设西番、达达二百户所,具奏。上准设,给以诰敕。

 

这里的“好来、阿仁、剌哥、美吉、朵的、云都、亦思麻因等”山后七站应当为元代所设,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按照元代习惯,这些站名大多为人名或部落名。《读史方舆纪要》卷16《陕西九》“洮州卫”载:“朵的河,卫西三百里。源出川撒儿朵的族,南流入洮河”。明朝建立后,“山后七站”变为纳邻七站。纳邻乃蒙古语,意为崎岖山路。《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载:

 

征西将军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河汪顺、朵罗只等率众遁去,我军追击之,获积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那等,斩之。

 

嘉靖《河州志》卷1《地理志·七站》记载:

 

归德州,州西鄙七百里,七站方至,即古归德州。洪武初年,征西将军沐英平纳邻七站……七站:三岔、讨来、边多、保安、清水,每站马八匹,军五名,具在积石关外,长宁、银川在关内。归德地方多水田,花果蔬禾、鸟兽鱼畜,不异中华。

 

《边政考》卷1《边图》中亦标有保安、清水、讨来、三岔、长宁、银川等站名。《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七月乙未载:“遣工部主事王伯彦往河州赐山后七驿世袭土官劳哥等文绮、银椀”。这与上引《明兴野记》所载大体吻合。“劳哥”即剌哥”,乃剌哥站的土官,剌哥站即以剌哥命名。《明兴野记》载:

 

(洪武十一年)六月,归德州西番、土人汝奴叛遁亦咂地方。宋国公冯胜遣人于韦正处索马,正不与,胜憾之,于上前谮曰:“韦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敕遣中书舍人徐光祖赉御剳谕正,赦其死,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以陕西都指挥叶升代镇河州……十一月,剌哥站土官剌哥率合族酋长,以牛、羊、马匹、羊毛至河州易粮。升见头畜无数,欲尽得之,诡文密奏西番侵河州。上允其奏,悉收诛之。升拘番货牛、羊、马匹,尽入私家,其余六站番民,闻之皆遁去,朵甘思、乌思藏之路自此亦梗,不复通往来矣。

 

《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丁卯载:“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达王(三)卫、川藏等族,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令洮州、河州、西宁三卫,以官军马匹给之”,这说明明初在河州、洮州、西宁等卫所范围内曾反复设有多个驿站。所以《明兴野记》山后七驿的站名有的被保留下来,有的可能被撤裁,如“好来”应当即嘉靖《河州志》中的“讨来”,“云都”疑为嘉靖《河州志》中的“边多”,边多即边都。《循化志》卷4《堡寨工屯》载:

 

边都沟世袭土百户一员锁南,管理西乡七寨,户七百九十六户……此土司承袭最久,前明永乐年间奉有敕书一道,铜牌一面,象牙图记一颗: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俺汉人地面西边千里草地里,与俺每好生进么道。我父皇太祖高皇帝时,那汉每好意思,多曾到有。俺即了大位子,恁河州卫边多站头目赏思,故不忘俺父皇太祖高皇帝恩德,知天道,自来进贡,十分至诚。俺见恁这好意思,与了名分。中书舍人便将俺的言语敕里面写的仔细,教他回去做昭信校尉、河州卫边多站百户,世世子孙作勾当者。本族西番听管领著。若有不听管束的,将大法度治他。你兵曹,如敕毋怠。

永乐元年五月初五日

 

张雨《边政考》卷9《西羌族口》中亦有“边多族:男妇八千名口,纳马”的记载。有的在《明太祖实录》中尚有保留,如“剌哥、美吉”,但在嘉靖《河州志》中已不见踪影。明初洪武九年四月时,朝廷曾“改驿传俗名二百三十二,如扬州驿曰广陵,镇江驿曰京口等。皆翰林订定”。《明兴野记》没有保留下来的站名,或许在这次更俗命中被改为汉式名称,或许被罢设后又重新设置。保安站究竟是从山后七驿中翻译过来的,还是明初新设,尚不得而知,但在洪武十一年时保安站却是无可争议地存在着。

明初驿站的规模如何,不一而定,就陕西而言,《明太祖实录》卷221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壬午载:

 

上以巩昌至甘肃马驿相去甚远,马乏而人易困。乃命兵部同右军都督府遣官相度,凡百二十里以上者,中增一驿。以秦、河二州所市马分给之。其驿夫则籍于有司附近者,于是自巩昌、凉州达于甘肃,增置延来等二十九驿。驿置马三十匹。

 

按照这一记载,从巩昌到河西走廊诸卫间的驿站的规模,每驿至少有军士近百名,这与《循化志》所载一个驿站即为一个百户正相吻合。而根据《明兴野记》的记载,山后七驿的管理方式为:委旗军七人,监站掌印,以土官为副,共牧人民。保安站亦应如此。明初少数民族驿站并不纳粮。《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丁未载:

 

免西宁卫达民税粮。先是镇守西宁署都指挥佥事金玉奏:“洪武、永乐中,达民止当马牛,站铺耕种自食。其后设立里甲,徵收税粮,以致逃窜。今又选充土军操调。今年严霜早降,秋田无收,乞照旧例止当马牛,站铺免其税粮”。事下行在户部覆奏。从之。

 

2.保安堡

明初保安站归河州卫管辖,是河州卫至归德守御千户所间的七个驿站之一。洪武四年,明廷为加强归德地区的防御,“指挥宁正拨官军二百名备御”洪武八年,明廷“置陕西归德守御千户所一,罕东等百户所五。以故元宣政院同知端竹星吉、万户玉伦、管卜答儿三人为千户”。此玉伦即上引《明兴野记》中的“归德州土官王伦奴”。嘉靖《河州志》卷2《祠祀》载:“三清观,在州西南玉伦沟”。《边政考》卷3《洮岷河图》中有玉伦沟寨。洪武十一年,“胡兵寇陕西归德之三岔口,河州右卫指挥徐景等率兵击败,歼之。得马牛羊以万数”。十三年,修筑归德土城功竣“永乐四年,都指挥使刘钊(亦为刘昭——引者注,下同)奏调(河州卫)中左千户一所归德居住守备,仍隶河州卫,委指挥一员守备”。《明武宗实录》卷129正德十年九月丁酉载:“守备归德指挥同知朱澜乞加署职以便统属州、县兵。兵部议,军职非有功不授,且守备例不节制。有司得旨,升澜为署都指挥佥事”。

调往贵德居住守备的河州卫中左千户所辖有十个屯寨,其中四个屯寨在保安站周边屯戍,称为“保安四屯”,所谓“贵德守御共十屯,而保安有其四”。它们是季(计)屯(藏语称年都乎,意为霹雳降魔)、吴屯(藏语称森格浔,意为狮子滩,因其地形像狮子,有上、下两个寨子)、脱屯(藏语称脱加或脱嘉,意为汉人住的房子或住在高处的汉人,也有说是指脱姓村庄)、李屯(后来分为上李屯与下李屯,上李屯,藏语称郭麻日,意为红色大门,寨东门系由红土筑成;下李屯,藏语称尕沙日,意为新修之渠)。周边藏族群众称“保安四屯”为“加册子玉”(意为汉四寨子)《边政考》卷3《洮岷河图》在河州卫与归德守御千户所之间标有“缺(脱)百户寨”、“杨百户寨”、“杜百户寨”、“孙百户寨”、“李百户寨”、“吴百户寨”、“周百户寨”、“计(季)百户寨”、“王百户寨”“史家寨”、“居家寨”等,其中就包括中左千户所十屯寨中的部分百户所。

河州卫中左千户所调往归德居住守备是促成保安人形成的重大事件,但值得一提的是河州卫中左千户所调往归德居住守备的时间不应为永乐四年,应当在永乐九年,且永乐九年时刘昭的职务并不是镇守河州卫都指挥使,而是陕西都指挥同知《明太宗实录》卷120永乐九年冬十月辛卯载:

 

镇守河州卫都指挥刘昭言:‘河州归德千户所去卫七百余里,东距川卜千户所,西距必里卫番族,南距朵土、川藏,北距黄河罕东卫界。旧于河州卫七所拨军二百守御。浮食寓居,不敷调遣。宜全调一所。选精锐二百守城,八百屯种及运,入番买马茶’,从之。

 

《明太宗实录》卷161永乐十三年二月丁亥载:

 

升陕西都指挥同知刘昭等官。先是昭等七十七人奉使乌思藏,还至灵臧莽站,遇番贼。昭等与战,败之,贼死伤甚众,遂奔北。至是,上嘉其功,以昭为陕西都指挥使,河州卫指挥同知朱芾为本卫指挥使,洮州卫指挥佥事丁黻为本卫指挥同知,羽林前卫正千户吕敬,洮州卫正千户房旺各为本卫指挥佥事,其千户张健,百户旗军李雄等七十余人升授有差。

 

依《明太祖实录》所载,刘昭在永乐十三年时才被擢升为陕西都指挥使一职,永乐九年时仅为陕西都指挥同知。这与嘉靖《河州志》所载略有出入。

洪武八年设置的陕西归德守御千户所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首领的流官千户所,永乐九年河州卫中左千户所调拨归德后,中左千户所成为归德守御千户的一部分,实行“土流参治”。中左千户所为流官,如《边政考》卷3《洮岷河图》在记述河州卫官军与马匹时云:“归德中左所二百四十八员名,见在……归德中左所(马)五十五匹,见在”。在记述归德守御千户所时亦云:“官军二百四十八员名,马五十五匹”。可见,出现在同一段记载中的归德守御千户所与中左千户所虽然分列在各自名下,但在记述官军与马匹时,两者是一致的,即归德守御千户所中的官军就是指中左千户所,但归德守御千户所还管辖着土民,其土官事宜与中左千户所无涉。

归德守御千户所建立后,即与周边的藏族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明英宗实录》卷88正统七年正月庚午载:

 

敕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右佥都御使王翱及陕司都、布、按三司:近得镇守河州都指挥刘永奏,往岁冬,阿尔官等六族番人三千余到营归德城下,声云交易,后却抄掠屯军,杀伤番民,毁其居室,夺其什器。其着亦咂族番人又累于暖泉亭处潜为寇盗。及张瑀擒获二人,止责偿所盗马,纵之使去。朕惟张瑀、脱让为守御官,刘永为镇守官,平日即不严饬提备,临期又复失误事机,在法皆当究问。今姑从宽贷,令戴罪理事。敕至,尔铭与翱即选才干官,同三司堂上官,躬谒番寨体勘是实。谕以利害,令还归所掠,许其自新。如更不悛,敢肆侵扰,量调附近官军剿捕之。

 

“保安四屯”何时在脱屯的基础上修建了保安堡,史载阙如。《循化志》卷2《城池》在谈到保安建城时云:“按城之建不知何时,闻其初乃脱屯之堡也”,明初“于河州边外地,立保安、起台二堡”,“保安堡在河州西三百五十里”。1958年在拆除保安城南门时,发现城门上方有砖刻一方,刻有“重建保安”四字,记时为“万历二年吉月(1574年7月),同时还发现载有筑墙时各负责人姓名的木牌,均书写汉式姓名。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保安堡的确是在脱屯基础上修建的,而且也证明在万历二年前保安堡就已存在,万历二年乃重建。《明神宗实录》卷241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月己未载:

 

兵部覆尚书郑雒、巡抚叶梦熊修内安边条议:“一置将官。洮州当虏冲要地,宜于临洮适中处设参将一员,景古城设守备一员,归德、保安站复添守备、防御二员。庶缓急有资,唇齿自固。一留班军。旧例临、河之卒往戍甘凉,今洮、河危急,视甘凉殆甚。合将临、兰、河、岷四卫共兵三千二百二十五名,议留本地戍守。一募冲锋,一增年例,一修器械,一严番族,一议援兵”。上令如议,着实举行。

 

按照郑雒的奏议,明廷在归德、保安站复添设守备、防御二员,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明神宗实录》卷306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乙巳载:

 

巡抚陕西侍郎贾待问条上洮、河防御事宜:“一修筑冲边。谓洮河、地方打尔加山等处城堡低塌,宜修筑以资防御。一鼓舞属番。谓哈六束、哈六卜倾心内附,欲各加职衘以昭激劝。一议改将领。谓归德孤悬,将轻兵寡,欲改守备为游击以重事权,增募兵马以壮声势。一议复将衔。谓洮州原设副总兵,统制阶州参将及文县、旧洮、岷州、西固四守备,后改协守为参将,与阶、文将官颉颃,威令不行,欲仍改协守以资弹压”。部覆如议,惟归德改将增兵一事自万历十九年建议已经停寝。今复议改增设募,宜行该镇督、抚、熟计长便。后督抚复言改设增募事,不可已,从之。

 

《明神宗实录》卷345万历二十八年三月庚申载:“升兰州卫指辉佥事周禄为守备,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管归德堡游击事”。今青海同仁县年都乎古城保存着一通明代万历二十八年八月立的残碑。该碑是为纪念“保安四屯”屯首王廷仪在驻防保安堡期间抚番有功而立。故也称《王廷仪碑》。该碑虽然年久代远,风雨剥蚀,字迹漫漶,但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残文如下:

 

陇西郡属河州卫境外,保安建堡设官增兵饷,得彼人王廷仪抚番立功授官实迹,特以碑志拜祭云:

盖闻西域之土羌戎之地,乃唐世以来开创,故得恢复中夏,而遂遐庆矣。自我太祖高皇帝龙飞,遣卫国公谥宁河武顺王邓公征昆仑,以达河海。抚夷以边马,忠靡□不贡□□□服。以是□□豢养之恩,而番族从兹孚信者何可胜计也。

夫保安者为三秦之咽喉,挟九边之鼎峙,□地东□边多□□,西接讨来、归德,南邻捏工、莽剌,北抵果木黄河。然而番部□□□□□□□□□□杰恣无时□□,以故是地无官守防,无军所恃。如彼中廷仪,向为屯首,即心怀赤忠,汉番皆并推誉。以是倡议率众,并咨各部院道,筑堡曰保安,设官曰防御,并于计、吴、脱、李四寨选士五百名,均之以月饷。河营协防兵一百名,加之以口粮。在斯地比昔称虽更□□往时有加焉。继而招中愆期,荷参台李公以廷仪抚番□□,创始□□□□□□□蒙协守河州副总兵周公□□□□□□□委之以该堡中军,则钤制汉番,而地方颇为得人。至如□□逼临虎穴,无资战守,遂捐集□□□□□□□颂戴如此。在廷仪恩□驭之于番,□□□□□□功之不可尽述,劳之不可尽泯。□□□□□□□□廷仪高士愿隐逸不复所出,□番□□□□□俱接踵而至,再三恳求,欲为廷仪□□□□□□□其地,向时廷仪勤于王事,□□□□□□□来求,虽不能文,传以述其往迹,以示□□□□其功耶。故立石纂记云。

钦差总督陕三边军务兵部左侍郎叶

钦差巡抚陕西都察院兼左副都御史贾

钦差巡按陕西川湖等处监察御史李

钦差整饬临巩兵备道兼陕西按察使刘

钦差协守陕西临河等处地方副总兵周

钦依保安筑堡防御兰州卫指挥佥事张继武

钦依保安堡防御守备兰州卫指挥佥事夏光裕

钦依保安堡防御守备河州卫指挥佥事脱九勒镌

河州副将营把总河州卫实授百户晚生何尚德顿首拜撰

本堡临造刊篆   

粮房   薛英  邵希□  王天裕  

督工防军  宋祥

总小旗   刘□□   马□□  马□□  □□□  □□□   郭  关□□  

□□□ 刘□□   何七巴   张大牙  俞  棠  刘□□  马□□   马□□  

□□□  □□□ □□□   □□□    张且把

上李寨总旗   马  束  李章他   李  棠  李□□  

南土木匠   巴不如牙  

石匠   马巴落   马六禾

铁匠   吴屯  王□加保   李屯  □□□  

(万历二十)八年八月朔日立石   画匠  梁大智

 

在《王廷仪碑》中出现有“钦依保安筑堡防御兰州卫指挥佥事张继武;钦依保安堡防御守备兰州卫指挥佥事夏光裕;钦依保安堡防御守备河州卫指挥佥事脱九”的署名,这恰恰印证了《明神宗实录》的记载记载。《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六年四月癸酉载:“录陕西竹巴朵川等处地方三十年九月获功,千总夏光裕等死事,中伤军丁苏官等各升赏、优恤有差”。这些均可证明在万历十九年后,明廷为加强归德保安地区的防御,的确在保安地区添设了防御、守备二职官。又《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庚辰载:“经略尚书郑雒题称:‘甘肃为清海门户,归德为两川咽喉,而归德宜添设守备防守’。部覆, 上着督抚官勘议奏”。《明神宗实录》卷407万历三十三年三月乙未:“准陕西总督李汶奏标下把总王彪升起台守备”。《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三年还有一条记载也与此有关,其云:

 

先是,陕西河州境外属番挫哈、郎家二族构衅仇杀,因而率众截路,抢夺公差。保安堡防御夏光裕差通官王迁(廷)仪,归德守备宋希尧差千总史载功讲喻,不伏。声言抢掠河州。参将姚德明匿不以报。及希尧被告缘事该道右布政荆州俊,议委指挥李朝栋署管载功同千总马助国、中军张燧领兵迎接,路经挫哈,各番邀载功讲事,且肆阴载,因而互相射打,射死中军张燧,及杀伤官军,掳去军马、器械破众。继而德明调兵议剿,各番乃悔罪认罚,献首恶板麻束等三名,并送还原掳军马、器械等物。督抚李汶等前后疏闻,下兵部覆议,州俊、德明姑免究,希尧、载功、助国、光裕及该管通官毕希进通行提问。板麻束等审实处决,游示番巢。杀伤官军张燧等,勘覆议恤。诏从之。

 

上述两条记载在多方面与《王廷仪碑》吻合,并进一步补正了王廷仪的身份,即通官王廷仪,而不是中军。《王廷仪碑》虽残破漫漶,但仍可窥见一些史实:1.由于保安地处关外极边之地,明廷对其管理至少在明中期以后已是鞭长莫及,所谓“无官守防,无军所恃”虽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基本事实。2.明廷在保安地区添设防御、守备二职官以及王廷仪承袭屯首后,“保安四屯”的建设出现了新气象,首先,扩建了保安堡,设置了新的驻防机构,“筑堡曰保安,设官曰防御”;其次,整顿了四屯军队,“于计、吴、脱、李四寨选士五百名,均之以月饷”;再次,增加了兵饷,“河营协防兵一百名,加之以口粮”。3.为修筑保安堡,王廷仪“以是倡议率众并咨各部院道”,最终获得朝廷的批准,这表明在郑雒、叶梦熊等人的建议下,经过王廷仪的努力,明朝对于保安堡的管理得以恢复,保安堡与朝廷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万历三十三年,受保安堡防御夏光裕差遣,王廷仪以通事身份前往挫哈、郎家二族讲喻。4.保安堡的民族成分较多,除汉族外,还有番族。王廷仪就曾受“汉番皆并推誉”的。这里的番不仅指周边的藏族,而且也包括保安堡内的土族与穆斯林等。5.“保安堡”是明初为屯戍军士修建的城堡,它与“保安站”并存。

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朝以来西海蒙古屡屡犯境,《国榷》卷75神宗万历十六年六月丁亥载:

 

顺义王奢力克为西虏火落赤所購,以三千骑渡河,至临洮。声欲东寇保安、撒拉,西犯洮、岷、松、茂诸边。遂屯莽剌、涅工二川。

 

为此,明廷多次向保安加派官员兵士,万历二年,在铁城山北麓易地扩建保安城堡,“内设守备,专司操守,不兼屯政”,仍隶河州卫,万历十九年十月,兵部尚书郑雒和巡抚叶梦熊在“修内安边条议”中提出:“一置将官……贵德、保安站复添守备、防御两员,应防御有资而唇齿自固也”。在这一记载中保安站依然存在,然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保安站已不存在。《大明会典》卷146《驿传二•水马驿下》“天下见设水马驿”载河州驿站有:“长宁驿、凤林驿、银川驿、和政驿、定羌驿”,唯独不见保安驿,不知是漏记了,还是万历末年已裁革。扩建后的保安堡遗址在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镇以北约7.5千米处。

 

(二)“保安人”

保安人是由“保安站”及“保安四屯”为核心发展而来的。根据前引《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一年十一月丙申条所载,以及《明兴野记》的记载表明,明初保安站一带除土番外,还居住有黑鞑靼等部。土番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就已大量居住在此地,黑鞑靼应当是元代以来驻守在此地的蒙古军后裔,张雨《边政考》卷9《西羌族口》载嘉靖年间河州46族中有“黑达子族,男妇一千名口,纳马”。黑达子族即今天同仁县隆务镇的黄乃亥部,黄乃亥意为黑蒙古。今日黄乃亥部已全部藏化。前引洪武十一年时的保安驿丞宗失加,从名字推断是蒙古人的可能性较大,如《明史》卷330《西域二》“西番诸卫”的安定卫中有撒儿只失加,曲先卫中有且旺失加,均为蒙古贵族后裔。《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有“获积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那等斩之”的记载,但此中的阿昌在《明太祖实录》卷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中为阿里。从行文看,阿昌的可能性较大,阿昌、失那很可能也是蒙古人。至于山后七驿中的“亦思麻因”站,有可能是以穆斯林人名命名的,但不排除存是蒙古人的可能。明代蒙古人中也有叫亦思马因的。《明史》卷14《宪宗本纪》载:“成化十六年春正月……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御亦思马因”。《明孝宗实录》卷52弘治四年六月己丑载:

 

镇守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周玺卒。玺字廷玉,直隶迁安县人。初袭世职开平卫指挥使,从征北虏有功,升都指挥佥事,管五军营右掖。寻充左参郎,分守阳和。以威宁海子功进同知,转大同副总兵,再进署都指挥佥事。虏囚亦思马因入寇,玺御之,臂中流矢,督战益力。贼退,实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代州兼督雁门三关。移镇陕西未几,佩征西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宁夏。以疾卒,赐祭葬如例。

 

《读史方舆纪要》卷45《山西七》“外夷附考”载:

 

十一年,加思兰攻满鲁都,并孛罗忽之众,满鲁都部酋脱罗干、亦思马因复攻杀。加思兰,亦思马因自称太师。十六年,督臣王越袭败套寇于威宁海子,自是而屡犯延、绥,大同已东,迄无宁岁。时满鲁都衰弱,入寇者复称小王子,或称把秃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复与亦思马因相攻。二十三年,亦思马因死。

 

上述“亦思马因”均为蒙古人,因此“亦思马因”站中的亦思马因,究竟是穆斯林,还是蒙古人,尚无法断定。如果是穆斯林人名的话,则“亦思麻因”站不大可能是保安站,若是蒙古人的话,则“亦思麻因”站有可能是保安站。

在现代学者的调查中,脱屯(年都乎)和李屯的老人都说自己祖先是“霍尔”。“霍尔”是吐蕃人对于元代驻守于甘青地区蒙古人的称呼。年都乎人还说他们的祖先是成吉思汗手下多尔达拉汗四军团中多尔美赤裤勇猛者的后裔。这里的多尔达拉汗很可能为“道尔达答剌罕”。《元史》卷6《世祖本纪》载:1239年秋,阔端派部将道尔达答剌罕带军队进入乌斯藏。《秦边纪略》卷1《河州卫》记载:

 

卫,今设副戎一。又起台堡、保安堡、归德堡守备三。土人或云:其先世夷人,居中土已久,服食男女与中国无别,且久与汉人连姻,与汉人言则操汉音,又能通羌夷语,其实心为汉,非羌夷所可及云……保安堡守备一员,马步兵一百二十八名。其地产金、褐子、氆氇。堡皆土人。据捏工川一百五十里。今其兵皆土人,无一汉人者,饷则众共分之,粮即所应输者抵之。

 

《秦边纪略》成书于康熙年间,此时保安一带的土人称先世为“夷人”,即蒙古人。这是关于“保安站族”源于蒙古人的最早记载。建国后民族识别时保安族老人们说:保安人中有的根子是早年从循化东乡杨、妥家一带迁到保安地区的蒙古军人,有的是早年从新疆口外迁来的蒙古人,两者都证明保安人具有明显的蒙古族族源。

明初“保安四屯”中的戍边将士同样是“保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保安人”最初的核心部分,但“保安四屯”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对于“保安四屯”有载:

 

屯兵之初,皆自内地发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也,余亦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为之番民矣。

 

这段记载表明,“保安四屯”中有从江南来的移民,如吴屯;有蒙古人或回鹘人,如脱屯中的脱姓之人;也有从河州调拨过去的官兵,至于这些官兵的民族成分如何,《循化志》云“非番人也”,“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方则视这些土人为番民,这恰恰与《边政考》将“保安站族”列为河州番族极为吻合。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明初“保安四屯”中有穆斯林。“保安人”中的穆斯林除了一小部分有可能来源于“亦思麻因”站外,大多是随着“保安堡”的建成以及茶马贸易兴旺后迁居而来的。根据对今同仁地区群众的调查,该地区的藏族先民一开春就洒下种子,之后便继续进行放牧,直到八、九月份时再回来收割粮食。土族、回回人迁来后,替藏族管理庄稼,开垦这一地区.上世纪60年代有关专家调查保安族来源时,土族阿爷色楞姆才郎讲述了保安下庄早年迁入民的情况,他说除了调的兵外,“与我们青海官厅三川巴(人)只隔一条黄河的大河家人,在我们(土族)定居此地之后,才逐渐由大河家迁居到这一带的。他们初次来也是行商,都是回回,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回民,所以藏族人把他们叫‘锁乎家’,不叫回回。他们和我们(土族)先民就隔一条巷道,后来来的回回就多了,形成了‘四方头’马家,藏话叫‘德郎马家’,意为‘四个马姓家族’,讲的话和我们保安土话差不多。”

现代学者针对“保安站族”来源进行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共有两次,第一次于1958年至1961年,主要有青海黄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临夏第一分组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由于这些调查主要是针对保安族早期的历史而进行的,因此对于“保安站族”的历史并没有展开过细的调查,只是在对年都乎等地的历史调查中涉及到一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有这样几点:1.四寨子居民对于自己的历史大多只能追溯到500年前,即明末清初。他们对于万历年间修筑保安城一事有较详细的记忆,再往前则集体失忆。2.早年的四寨子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有土、汉、穆斯林、藏等各民族,他们大多来自周边,也有说来自四川、陕西、山西、北京的。3.当地土族群众对于自己的来历很具体,如吴屯人大部分自称来自内地,其中有说来自四川保宁府的;又如年都乎土族有说来自互助的,来自民和三川的,来自东方“尖卜落”的,来自东方“卡陇”的,但久远一点的历史又很模糊,如吴屯人对于《循化志》所说来自江南一事,很少有人知道;对于自己的祖先是蒙古人的说法,大多数并不了解,尤其是穆斯林最不认可,一些人连蒙古人来此地的传说都没有听说过

针对“保安站族”来源所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实地调查大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由青海著名学者芈一之等主持,其调查报告《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发表在《青海民族研究》第2辑(1985年)。该调查报告对于同仁土族的历史分“从史籍查阅”、“从《王廷仪碑》看”、“从口碑材料看”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列举了口碑材料后,芈先生说: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归纳为:①来自互助或者民和三川,但人数不是太多有八个家庭。②来自东方,即来自内地,来此守边的。此与文献记载可相印证,而且是过去传说的“六月会”上的训词内容之一。对此,不应忽视。③来自蒙古。这种说法中矛盾较多,且非本族人士所说。但也应注意参考。④根子在霍尔。至于霍尔系指何族,尚须进一步研究。⑤至于与蒙古人打过仗,可能系明代明军与蒙古人作战之事。

 

对照两次实地调查的结果以及文献记载可以发现,“保安站族”来源于蒙古或霍尔的说法在清代初年出现,建国初期的四寨子人已模糊不清或干脆记不得了,但在第二次调查中又集中出现了。在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一观点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说季屯与李屯的人们都自称祖先是霍尔;李屯人说泽库县霍尔瓦加保存着他们的历史,季屯人还说他们是蒙古成吉思汗御下多尔达拉汗四军团中霍尔美赤库勇猛者的后裔。季屯与李屯人都不崇信格萨尔。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可能与第一次实地调查不够深入有关,另一方面建国以来关于土族族源为蒙古人的观点,或多或少影响到同仁四寨子土族。但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口碑述解,明代“保安站族”的族源中有蒙古人,有汉族人,有后来成为保安族的穆斯林、有周边藏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可知,明代“保安人”是一个复合词,它是以“保安站”和“保安四屯”为核心形成的一个群体,并非指一个民族。张雨《边政考》卷2《河州番》载:“保安站族,男妇一千名口,纳马”之所以称“保安站族”,意即围绕保安站而形成的各族。“保安站族”中虽然有穆斯林,但此时的穆斯林还不能称为“保安族”。作为“保安族”的先民,他们此时只是“保安站族”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不仅“保安人”的民族成分极其复杂,“保安四屯”所在的中左千户所亦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明宣宗实录》卷23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载:“陕西河州卫千户长吉帖木等来朝贡马”。嘉靖《河州志》卷2《人物志•国朝武功》进一步说:“长福,河州西乡木叶里人,父长吉贴木,天顺年间,任本卫中左千户副千户……屡因军功,历升陕西都司都指挥佥事”。其家族成员有:长夕虎,嘉靖年间被朝廷封为“镇国将军”,协守凉州副总兵;长略,夕虎子,万历八年以“世袭指挥同知”,任贵德所分守游击。从长吉贴木的名字推断,长氏家族很应当是元代蒙古族或回鹘等少数民族后裔,如今长氏家族均已汉化,成为当地的汉族。

 

三、保安族先民的迁徙和保安族的最终形成

 

保安族先民的迁徙具有重大意义,保安族先民经过迁徙最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保安族,而留居在同仁地区的“保安人”建国后分别被认定为土族、藏族,但他们仍称自己为“保安人”。

对于“保安人”中穆斯林的迁出时间,学界有同治三年、十三年等说法,也有咸丰年间说法。《甘肃全省新通志》卷60《民族志》 载:“同治三年,循化厅属街子等上四工撒拉与城内寄居之保安逆回,潜行勾结,袭扑厅城”。如果《甘肃全省新通志》记载无误的话,则同治三年时保安族先民已迁到了循化撒拉族居住的地区。他们在循化停留了三年又迁徙到大河家地区。初到大河家地区,“这里是一片荒芜景象,人口不多,又主要是汉族居民”,于是很快迁到了今积石山小关乡一带,不过发现这里条件不好,而大河家距离积石关近,便于动乱时出关逃往青海,于是又迁回了大河家,并居住至今。大河家地区的甘梅、高赵家、大墩成为了新的“保安三庄”。

迁居到积石隆务河畔的保安族先民仍以“保安人“自称,但由于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又有着共同的语言,久而久之,便被周边各民族称之为保安回。他们也由保安人逐渐演变为保安族。所以,保安族的出现只能在清同治年以后。那种把保安族先民与保安族混同在一起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四、结论

 

“保安人”本身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心理认同和共同语言的多族源群体。并非一个民族,是相对以保安城为中心的保安地区来讲的;保安族的先民“保安人”中的一部分。“保安人”大约形成于明初,并不断加入其他民族成分,“保安族”则形成于清朝同治年间,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原文发表于《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1期,7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