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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宜久: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

来源:回族研究 | 日期:2017/4/26 22:57:43 | 阅读量:

[“‘回儒世界观与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

 探 讨 伊 斯 兰 教 中 国 化 问 题

 金 宜 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伊斯兰教中国化———信仰主体的变化


唐时,已有陆续来华的外籍穆斯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门户开放的情景。外籍穆斯林参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乐于“住唐”,进而落籍中华,婚配成家、生儿育女。伊斯兰教由外籍穆斯林信仰的宗教,演变为落籍华夏大地的信众的宗教。信仰主体已由外裔外籍人转变为外裔华籍人,只是其人数、其信仰在中国仍处于先天的弱势。

在宋代,有更多的蕃商陆续来华。他们同在华落籍的穆斯林的后代或与当地民众通婚,出现了“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土生蕃客。陆续来华的穆斯林,也由以外裔外籍人为主转而为以落籍穆斯林和土生蕃客为主的转变。

到了元时,大批有着“色目人”( 含士兵、商人、工匠等) 之称的“西域亲军”,随蒙古大军涌入中原地区,其中不少人是穆斯林。他们像唐宋时期来华的外籍人一样,不愿返回原籍。他们在与当地居民的婚配和融合后,逐渐地“华化”。“以前在中国之回教人均自居于外国人之地位。今则大批外来之回教人均逐渐自认为[1]中国人” 。最终形成回族的先民。

明时,关于蒙古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的政策,有利于穆斯林人口的繁衍。在回回民族形成的同时,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大致在此先后也陆续地完成信仰主体的转化。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伊斯兰教获得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6 世纪初,明武宗关于宗教信仰的评论,无疑是对伊斯兰教的认可,鼓励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加之“回教不攻击儒教”,“回教徒对于孔子独致尊崇,故能与中国一般儒生不生恶感”。

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伊斯兰教中国化,本质上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这完全赖于信仰主体的转化。


伊斯兰教中国化———基本表现


伊斯兰教中国化,通常是在两个不同方面予以体现。“其一,外在形式方面,它接受或吸取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之匹配; 其二,思想内容方面,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和谐”。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的外在象征物。在中原地区,大致在元明以来建造的清真寺,已不再沿袭类似泉州清净寺( 如大门的“尖拱券状”) 那样外来的( 阿拉伯的) 建筑式样,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建筑。它与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道观的区别在于,“建筑的风格、布局装饰等,仍体现或保留着伊斯兰的原则 ( 如礼拜大殿朝向麦加,在中国则坐东朝西、壁龛置于西部、‘敏拜尔’在大殿的右前方、四壁饰以阿拉伯文经文、寺院内建有宣礼楼和望月楼等) ”。

清真寺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人们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寺院屋顶上、瓦当上以及屋脊、照壁、砖雕或壁画上,饰以兽头、兽吻或兽形,有的清真寺的瓦当、屋饰和门窗则有“福”“禄”“寿”的字样或图案,甚至有类似阴阳八卦的图案……至于在寺院内绘制的种种花草、兽形( 如龙、鹿、麒麟、鹤、蝙蝠等) ,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再现。

就思想内容而言,伊斯兰教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仍以中原地区的清真寺为例,它“采用蝙蝠、鹿、鹤,以及松柏、桃、竹、荷等动、植物的呈祥图案来装饰建筑,是以具体形象表征抽象意念或情感的做法,此乃中国人的古老习俗。蝙蝠的‘蝠’,因音同于‘福’,有人则认为音亦同于‘富’,故其有‘福’、‘富’之喻; 鹿与禄同音,往往以鹿寓‘禄’; 鹤与松柏寓长寿,如此等等。清真寺建筑绘以蝙蝠衔桃,因桃寓寿,而含有福寿之喻”,蝙蝠衔桃“有‘福寿双全’之喻。”

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完全是接受了以具体形象所蕴含的抽象观念得以实现的。如果说,伊斯兰教以具体的图案形象隐寓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适应了广大信众的心理的和精神的需要的话,那么,那种以儒释道的特别是以儒家的、宋明理学的术语、概念表达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则适应了穆斯林知识阶层的需要。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更不必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儒生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附儒以行”。


伊斯兰教中国化———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教由外来宗教转化为中国宗教,完全赖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教内开明、有识之士,与他们中的先驱者的活动特别是著述活动分不开的。

在伊斯兰教流传过程中,汉学派是中原地区伊斯兰教特有的社会现象。一部分经师、阿洪或学者,已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或是宣教时,为了阐释问题,偶尔会借用一些儒释道的语词、概念。

然而,汉学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它相伴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根据现有资料,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汉学派兴起前的准备阶段。这大致在明中叶前后的时期,主要在一些著述和清真寺碑铭中得到了反映。例如王岱舆《正教真诠》所载的“群书集考”、刘智《天方至圣实录》所载的“赞颂碑记序说”等相关资料。又如,有的碑文对儒佛和伊斯兰教作比较。只是这类早年的汉文著述和碑铭,可能大多是非穆斯林的作品,但为汉学派兴起作了必要准备。可以视为汉学派孕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次,明中叶以来经师、阿洪的活动以及清真寺碑铭的影响。陈思已借鉴儒家现成的词语概念撰写他的《来复铭》。胡登洲在创办经堂教育过程中,已有将经典“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世法”,“按东土之音配合其节”的想法,至于他是否翻译了经文典籍为汉文,或以汉文从事著述,目前均无史料予以说明。他们的活动与汉学派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这时,已有更多的碑铭反映出“附儒”的影响。

再次,汉学派初具规模时期。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以汉语文讲解经文、注释经文,进而以汉语文从事著述的经师、阿洪已经越来越多。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那些适应伊斯兰的教义、教理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从事著述、教学,特别是采用、接受儒家的、宋明理学的学说、思想从事学术活动,这就是汉文伊斯兰教著述中的伦理纲常、无极太极、修齐治平之说,更表明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以儒诠经”“以回附儒”等的普遍。

最后,经学派与汉学派的融合。一方面,经学派的传统领地不仅受到汉学派的挑战,而且随着汉学派的著述不断涌现,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汉文伊斯兰教著述,而不必依靠经学派的经师、阿洪的传授或讲解。另一方面,经学派的经师、阿洪及其追随者的日常生活与汉民族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除了那些汉语文水平不高的经师、阿洪难以以汉文从事著述外,只要他们掌握一定的汉语文知识,或是提高了以汉语写作的能力,就很容易越过语言界限,从而有着越来越多的经师、阿洪也陆续从事相关的写作。在这一阶段,那些以前反对以汉语文著述的经师、阿洪,逐渐向汉学派的做法靠拢,最终陆续融入汉学派。这种融合,标志着汉学派的最终形成。

汉学派的兴起、形成和发展,尽管经历了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它为中国伊斯兰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从思想上、学理上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确定了发展方向,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伊斯兰教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误解


那种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民族化、本土化是开历史发展的倒车,是倒退不是发展”的观点,既违背宗教传播、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不符合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史实。

外来宗教特别是世界宗教,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和地域可能有所不同,“化”的程度可能也不平衡,都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化也好,本土化也好,实际上是个地方化和民族化问题。地方化和民族化,并不改变输入宗教的质的规定性,而能为之增添地区的和民族的特色。

从世界宗教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伊斯兰教,可以说,7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穆斯林军的对外征服、占领半岛以外大片地域后,一方面,伊斯兰教逐渐地发生演变,即由阿拉伯单一民族的信仰,演变为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离开其他民族的皈依,只能像犹太教、印度教、神道教那样,永远停留在民族宗教的发展阶段,无法成为世界宗教。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已不是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的信仰主体,波斯的、中亚的穆斯林已成为当地的信仰主体。这表明,伊斯兰教流传过程中,在不同地域的信仰主体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世界宗教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都难以回避的事实。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历史使然的,是符合事物的规律性发展的。

伊斯兰教之“源”在阿拉伯半岛,认识伊斯兰教,“源”是更根本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 1400 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在已形成众多的、不同的“流”( 或者说,不同的支系) 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流传,都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相对独立的品格。或者说,“源”为一,“流”已多。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与通行汉语和通行维吾尔语两个不同地区各有其地区的和民族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国化并不是要改变伊斯兰教的经典、基本信仰、基本功课、教法禁戒和伦理规范,而是在保持它原有的信仰礼仪、毫不改变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同时,增添那些适应在中国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传播、发展的新因素,放弃那些来自境外的异国、异族而又不适应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活动,既应认识不同国家或地区流传的伊斯兰教,有其共同的“源”,应从异中认定其同; 因为异中有同。然而,为认识、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伊斯兰教,又必须考察其“流”的区别,以从同中求异; 因为同中有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伊斯兰教,才能对一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伊斯兰教作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既不能因为同中有异,就否定其同; 也不能因为异中有同,就否定其异。没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只能是一般的、抽象的、教科书中的伊斯兰教,而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流传的伊斯兰教。

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对伊斯兰教传播后的情况,有过这样的论断。他说: “这些人奉伊斯兰教后,纵然成为虔诚的笃信者,也不可能如阿拉伯人那样去理解伊斯兰教的内容。每一个民族之了解伊斯兰教,必定搀杂着本族许多古代宗教的传统; 每一个民族之了解伊斯兰教的术语,必定模拟它,使它近似自己的宗教术语。”这种“搀杂着”所在地域和民族的“传统”,“模拟它”的结果,从而有着地区的、民族的特色。这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