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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芳亮:中苏同盟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

来源:民族社会学公众号 | 日期:2017/12/26 21:09:40 | 阅读量:

问题的提出

 

苏联方面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在学界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一方面,国内学界大多倾向于将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视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中共如何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如何“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几乎成为梳理、解读其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的通行的论述路径。苏联的影响不仅是负面的,而且被严格限定在遵义会议之前。另一方面,也有国际和国内学者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被有意忽略或严重低估。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主要关注苏联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他们根据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认为是斯大林建议中共中央放弃了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苏联在思想理论、政治制度层面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如何看待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所受到的国际影响,尤其是苏联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根据国际国内的最新文献,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史学界已就斯大林及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展开了卓有建树的研究和论证,相关成果足以表明: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斯大林、苏共始终都是影响甚至左右(某些特殊事件和特殊时期)中共决策和中国革命进程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和因素[2]。这就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它是否会如有关学者所怀疑和推断的一样,中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建立的同盟关系,使中国共产党把“把苏联的模式搬到了中国,包括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制度和政策”[3]?

 

一、从“联邦”到“自治”:令人困惑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曾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长期主张“民族自决”,建立“中华联邦”。中国共产党何时放弃“民族自决”政策,探索和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阶段上存在不同的划分,但基本上都认为在解放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政策和设想,只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变以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1],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在抗战期间发生政策转变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才真正实现和完成[2]。

但是,随着一些档案文献的解密和披露,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转变过程的结论正在面临新的争议和分歧。2003年,《党的文献》杂志刊载了《关于周恩来与共同纲领起草过程的一组文献》,首次全文披露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1949年8月)[3]。“草案初稿”在“一般纲领”中提出,要“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4]。2007年,党史专家龚育之[5]确认,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等文献的通行版本里,删除了最初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相关内容[6]。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真正实现了从“联邦”到“自治”的转变[7],而且这种转变是一种“临时的”、“突然的”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经历了三次起稿,三次命名[8]。1948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起草了第一个版本,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以下简称“纲领草稿”),于同月27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经周恩来修订,于1949年2月汇编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之中;1949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第二个版本,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以下简称“草案初稿”),于同月22日送毛泽东审阅;根据周恩来提交的第二版本,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修改、起草了第三稿,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9月5日)以下简称“纲领草案”)[9],经征求部分代表意见后,正式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审议。也就是说,在“草案初稿”(1949年8月22日)提交毛泽东审定和“纲领草案”(1949年9月5日)征求委员意见,之间只有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在这十几天之内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如此重大的改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有论者认为,帝国主义在“全国解放前夕”“正在利用民族问题加紧对中国进行挑拨分化,图谋分裂中国”,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中国共产党才最终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0]。应该说,这样的结论和解释显然过于牵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自始至终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目的之一;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操弄中国民族问题、分化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亦绝非一朝一夕,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突然察觉到民族分离、国家分裂的危险性?很显然,因为帝国主义的分化图谋所导致的“临时决定”的转变,并不足以合理解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机宣示不同的民族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安·列多夫斯基披露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所收藏的,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期间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部分档案[11]。档案显示,米高扬在访问期间曾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建议中共不要采取“让少数民族独立”的政策。根据作者在文中暗示,新中国之所以没有实行联邦制,显然与斯大林的秘密建议有关。但随着更多的档案资料的逐渐披露,这样的推断同样不合情理。根据1945年2月4日苏联方面起草的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纪要,毛泽东在听了米高扬的建议之后“很高兴”,米高扬从毛泽东的表情中意识到,毛泽东本来就没准备让少数民族独立[12]。

考虑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历史背景,苏方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会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理解为“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米高扬正是在中苏两党刚刚在是否应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的历史背景之下访问西柏坡的。1948年底,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其在内战战场上日益显现的颓势和败局,向美、苏等国家提出调停“国共冲突”的请求。1949年1月12日,针对苏方准备接受国民党请求调停“国共冲突”的传闻,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苏方公开宣示“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13]。就在米高扬访问之前(1月19日),毛泽东还曾专门指示中共中央在外交问题上应以“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强调“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中国政府自己解决”[14]。但是,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建议不仅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反而表现得“很欣赏这项建议”[15]。毛泽东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追问苏方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与根据,就迫不及待地与米高扬直接讨论涉及外蒙古、新疆等敏感议题,最后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发电报以“内外蒙古统一将威胁中国统一”的方式,明确告诫中共不要奢望“外蒙古重回中国版图”[16]。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中央所提建议的反应,不仅出乎米高扬的意料,而且让米高扬觉得苏共中央的建议实际上多此一举[17]。由此可见,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并非出于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中共领导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在民族问题上“民族自决”并实行联邦制的打算和愿望。不仅如此,苏共中央关于“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的建议,显然还让毛泽东如释重负。

二、“自治”与“联邦”,孰为中共策略:冷战格局与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中共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提“民族自决”、“中华联邦”,更多是特定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之下采取的政治策略。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恶劣。就国内方面而言,蒋介石集团对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虎视眈眈,急欲除之而后快。国际方面,美苏两大阵营日渐对立所导致的冷战局面,使得美国在二战胜利之后最终选择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攫取抗战胜利果实,并帮助蒋介石防范、遏制中共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史学界认为,1944-1946年“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1],但这个所谓的“机会”实际上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已被美国放弃了。1944年10月、11月,对中共较为友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美国大使高斯先后被美国政府解职,新任大使赫尔利否决了美国大使馆提出的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保持联系的政策性建议。

苏联方面的态度亦不乐观。二战之后,斯大林和苏联为维护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势力范围,确立的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的战略设想:凡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都被要求放弃武装斗争,争取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同时集中精力和力量协调、统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和行动。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先后放弃武装斗争;就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由于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支持,希腊共产党也被英军缴械,军事斗争失败。在中国,由于蒋介石基本满足了由苏联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的战略目标[2],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向蒋介石做出了“不支持中共”的“政治承诺”。在此背景之下,苏联方面不仅不想在国共冲突中支持中共,反而担心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无论成败都会危及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3]。苏联方面甚至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4]。

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充满了危机感。中共不得不与美国方面一直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5],以尽可能降低美国直接干预中国革命的可能性[6]。同时,考虑到当时能支持中共的国际力量唯有苏联,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就成为中共的唯一选择。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国际)援助”,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国际援助寄予厚望,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7]的深层原因。

但在国共冲突的前途和命运并不明晰的时候,中共不可能与苏联方面平等对话和谈判。在争取对苏关系方面,中共显然落败于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给予苏联在华势力范围和特殊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中苏两党领导人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一方面,中共在抗战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在抗日战场上采取的“独立自主”立场,引起斯大林及苏共对中共的严重不满[8]。1956年,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9];另一方面,斯大林毫不掩饰其对中共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甚至认为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10]。虽然中共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但“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决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11]。

在此背景之下,强化两党的意识形态联系,突出苏共和斯大林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领袖地位,成为中共争取苏联理解、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方式和砝码。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书面和口头报告、讲话中,几乎回回都提到苏联和斯大林,其深层目的就是“寄望于苏联将会大力援助中国革命”[12]。在政党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承认“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毛泽东指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将斯大林与“马、恩、列”并列,视其为唯一活着的领袖,谦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13]。在斯大林和苏共开始批判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离经叛道之后(1948年6月),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表态支持苏共立场,一方面在党内主动提出调整“毛泽东思想”的使用和提法,提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表示反对“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14]。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必须遵行,不能有任何修正”,“因为它完全适用,这是原则性;而我们所添的是枝叶,不是根本,这是灵活性” [15]。这些举措显然是为避免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猜疑,修补和巩固中苏两党关系,以实现维护中国革命大局,争取苏共支持的政治目的。

既然在战略上有求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两党关系上要示好于苏联,在方针政策上自然不能悖逆于苏联。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赴莫斯科访问,并向苏方表明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16],“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17]。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上,理所当然地不能例外。毛泽东是国民党一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一大宣言》草稿的内部讨论[18],对宣言中所提出之“民族自决”、“中华联邦”的口号,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中国国民党所确立的“先独立,再自由联合”的民族主义路线[19]的历史背景自然是一清二楚。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还曾回亿起国民党一大会议由中共和鲍罗廷代为起草宣言的情况[20]。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在七大会议上重提“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21],并不是中共自身抗日战争期间所确立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一体”的方针政策有了动摇,更不是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民族自治”的探索和实践有了怀疑,而是因为:这是共产国际曾经提出的政策和主张——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但斯大林和苏共方面却并没有明确提醒或要求中共取消或改变这一政策。正如胡乔木所言,“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22]。

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和了解,相似的政治策略和试探在中苏两党关系史上并非孤例。有学者研究表明,因担心中共主张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策与苏联政治体制不同而引起斯大林疑虑,毛泽东曾故意向斯大林提出相反的主张,表达中国革命胜利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应当从政治舞台消失”的意见,以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和反应[23]。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一方面重提“民族自决”、“中华联邦”,一方面“对怎样实行联邦制从来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设想” [24],在实践中完全无意去贯彻执行之。这一点在七大会议上亦可发现端倪,虽然在书面报告中提出“民族自决”、“中华联邦”,但毛泽东在多场口头报告中对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却只字未提[25]。

从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只经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中锁定胜局,不能不让原本并不看好中国革命前途的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刮目相看。中国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不仅迫使斯大林放弃调停国共冲突的考虑,而且决定派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为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两党两国的同盟关系“投石问路”[26]。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而言,既然中共即将掌握国家政权的趋势不可阻挡,一个统一的中国显然更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原本旨在削弱中国力量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自然也就非其所需。苏共中央向中国做出了“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的建议,其目的主要在于消除中共和中国内部在国家主权方面对苏共的疑虑,表明苏方并不希望中国出现分裂的局面,希望中国实现统一的立场。虽然中共方面提出的“外蒙古回归”问题被斯大林拒绝,但是也迫使斯大林否定了外蒙古提出的实现“内外蒙古统一”的计划,承认了中国对内蒙古的主权[27]。

米高扬的访问不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28],而且斯大林本人通过电报的形式直接参与了会谈[29],协商解决了中苏两党存在的一系列战略分歧和政治误会,“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30]。1949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回访莫斯科[31],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协议,其中包括苏联承诺率先承认新中国并提供经济援助,为中苏同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32]。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此背景之下,原本出于缓和中苏两党关系而重新提出的“民族自决”、“联邦制”方案,已经没有继续宣示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必在民族政策上顾虑和忌惮苏联方面的不同意见,更何况米高扬已经表明苏共中央支持中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立场。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罗列了中共中央准备“学习苏联”的四大类30项内容,并请求苏方帮助,但其中并不包括“联邦制”和“民族问题”[33],在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删除“民族自决”、“联邦制”等相关内容已是历史必然。刘少奇1949年8月14日离开莫斯科,8月30日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日听取了刘少奇关于访苏情况的报告[34]。几乎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充分征求周恩来[35]、李维汉[36]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各界政协委员的意见[37],作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的重大决定,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政治基础。

三、几点结论和思考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之后重提“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只是在冷战背景之下为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苏联支持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根据《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草案等党史文献曾重新提出“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因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民族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斗争策略”,“不足以表明”中共中央“已改变和放弃了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设想”[1],这样的推断和结论显然与史实大相径庭。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此之后不仅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在实践中继续坚持执行抗战期间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树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就是在《论联合政府》之中,毛泽东仍然强调抗战以来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2]。1945年10月,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局和晋绥分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中,亦明确要求“对内蒙的基本方针”仍是“实行区域自治”[3]。1947年,在《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1947年3月23日)中,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而是“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的“民族自治区”,毫无疑问地“仍属中国版图”[4]。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仍主张在“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5],而非“联邦”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的民族政策,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开展抗日战争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独立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政治道路的理论升华。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实现了从“民族主义”向“人民民主”的理论转变,开启了各族人民走向“人民共和”,共同缔造、建设新中国的光明道路。

(二)中苏同盟不仅没有促使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全面学习苏联,反而因为两党、两国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同盟关系,消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的后顾之忧,更加坚定、坚决地抛弃了联邦制的设想。正如史学家所言,毛泽东“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的方针,“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6]。

1949年7月,斯大林在与秘密到访的刘少奇举行会谈时,就二战结束之后两次错误干预中国革命进程委婉地表示歉意,并不无自责地表示,“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7]。随着中共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国共内战形势的日渐明朗,迫使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改变初衷,为消除两党之间的战略分歧和历史误解,做出否定和推翻历史上曾要求中共实行“民族自决”方针的政治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一个有意“讨好中国人民”的“建议”,也是一种斯大林式的“道歉”。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感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极其凶险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以令人叹服的政治智慧采取了正确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创造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到,“关于我们的策略、政策和办法,和某些苏联同志谈了,他们说我们做得很对”[8]。可见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对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而言,依然具有相当的支持作用,增添了中共领导人的信心和底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内可能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政治阻力,其积极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和低估[9]。

(三)我们应客观、辩证地看待斯大林在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革命与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上,斯大林犯过一系列错误,这一点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国民党与中国革命的决议,当时是得到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同意的。共产国际此后一直要求中共主张“民族自决”、“自愿联邦”,没有斯大林的批准或同意也是不可想象的。根据学界的研究结论,斯大林本人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中国革命策略与方针的最终决定者[10]。

二战之后,为实现和维系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苏联不惜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强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中国东北,新疆、内蒙古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历史污点。但只要我们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就应该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乃至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同样发挥过积极作用和影响。米高扬访华期间代表苏共中央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对中共提出的建议,客观上给予了中共自主选择和创制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制度的政治空间;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之下,苏联承认了中国对内蒙、东北、新疆、西藏的国家主权,并在中共和平解放新疆的过程中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尽管其中也有出于维护其自身政治利益的目的。以斯大林战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无与匹敌的政治威望和国际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坚持中共应实行“民族自决”、“联邦制”的主张,或采取某种“模糊态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应该不会那么顺利。对此,我们亦应有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四)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和解读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决策背景,无疑提供了更丰富、完整、真实的历史场景,使其更加饱满、鲜活、生动,但是历史的盖头还远未完全揭开。目前解密、公开的档案文献依然有限,不过是为偷窥者看到了屋外的亮光,更多、更重要的档案可能依然酣睡于舱底。米高扬访华的历史档案,俄方只是解密了其中一部分,米高扬与莫斯科之间的往来文电档案并未全部公开[11],以至目前还无法获知苏方的建议是先期做出的决定,还是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授意而采取的行动,更无法从档案中直接获知苏方做出这一建议背后的决策过程和政治动机。我们也就只能从有限的档案材料中,寻找史实的蛛丝马迹。但已经打开的这一扇小窗,已经足以让我们在历史面前表示谦卑——离开档案支撑和脱离历史场景的理论研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往往会与真实的景象大相径庭。仅仅因为在有关文献上发现中共曾重新提出“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就认定这是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实际想法和真实意图;仅仅因为中苏同盟和中共“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就断定中国照搬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模式,显然放大了国际环境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影响,忽略了历史和政治本身的复杂性。

 

 

 

[10] 有学者根据斯大林“民族”学说在中国的翻译、引用情况,认为斯大林“民族”学说对中国“民族”概念的影响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之后的事(参见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斯大林“民族”学说完全可以通过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纲领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影响的存在。

 

[11] 国内学者引用关于米高扬访华期间与莫斯科的往来电文,大多间接引用自俄国学者安·列多夫斯基从《俄联邦总统档案》中挖掘出来的史料。安·列多夫斯基曾任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后又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

 

[16] 斯大林的电文如下: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7页。

 

来源:民族社会学 微信:sociology_Ethn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