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茂，是青海牧区兼具蒙藏文化与回汉文化特征的特殊群体。因为它的蒙古文化特色，民间称之为“托茂达子”，蒙古族学界，名之为“托茂蒙古”；因为它的回族文化特色，又被称为“托茂回回”或“蒙古回回”。“托茂”何语、何意，这一群体为何名曰“托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从多种路径进行探寻，但是因为文献太少且田野报道人观点各异，未有定论。本文谨就各家观点和文献史料进行历史回顾和学术分析，旨在厘清相关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助益托茂语源和族源的探讨。

一、托茂达子：蒙藏化的回人，还是回化的蒙藏人

“托茂”本寂寂无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参与河湟事变，以“驼毛”之名出现在陕甘总督陶模的奏折中：“臣查湟回自月初水峡出窜，共七八万人，皆刘四伏兄弟领亡，刘三专注念经，刘四伏最强，主战争，马吉等助之。在青海会合驼毛茶根二千余人。 ”［1］这条史料说明，有个名叫“茶根”的首领，率领数目不少的驼毛参加了“湟回”的行动。在平定出窜湟回、青海茶根等后，陶模及继任新疆巡抚的饶应祺等向上汇报说，刘四伏是西宁苏家堡人，马吉是西宁上五庄人，“驼毛茶根即格尔及西海蒙古人”。另从饶应祺等言“驼毛番子茶根”［2］之语看，当时的新疆官员视“驼毛”为蒙藏人群，或驼毛相较于“湟回”表现出较大的蒙藏文化属性。

陶模之子陶保廉，在陶模被任命为新疆巡抚后，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父出关入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陶模升任陕甘总督，他又由新疆随侍入关，往返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写下了《辛卯侍行记》这一西北史地学要著。该书对当时西北地区民族、宗教、人口、地理、交通、环境等有详细的记载和考证，也关注了托茂人的情况。《辛卯侍行记》卷4载：“自永安营而西四五十里土坡，青海右翼盟长墨尔根郡王棍布拉布坦所部牧此。墨尔根者，盖明季海虏麦力干之部，询其姓氏世系，多不自知。为贫所迫，间或踰闲。如顺治初，甘州逆回米喇印之余党窜匿于彼，其后名驮毛达子，实叛回之种也。”［3］陶氏在解释青海海西的科尔录古淖尔时说：“（此地乃）青海贝勒左翼盟长住牧，或作阔尔勒。有驼毛达子，本河西回回也。百年前因犯法逃入青海，变回为蒙矣。其地正西曰小柴达木、大柴达木。稍西南曰中柴达木、南柴达木。”［4］

陶保廉行文至哈密时注意到陕甘“回”与新疆“回”有较大的不同，并探讨了“回”的几个族群分类：“回鹘、畏兀儿、回回混无区别，只分两类：天山以南各城土著曰缠头回（杂有匈奴、回鹘、西羌、畏兀儿、大食、回回及突厥、契丹、蒙古、浩罕、波斯诸种），入陕、甘各省者曰汉装回（大半回鹘之后，杂有匈奴、氐、羌诸种）。陕甘人因其语言、衣服皆与我同，呼曰汉回，亦称小教。间有逃回入汉者，彼族谓之反教。有改从青海蒙古者，谓驮毛达子。”［5］

陶保廉关于“驮毛（驼毛）”的表述，牵扯到三个群体的分类认知。一是“回回”，当时乃“教民”的代称，陶氏看到“回回”内部的差异性，他将西北之回主要分为“缠头回”和“汉装回”或“汉回”两类，认为“驮毛”属于“回回”群体，是陕甘“汉回”。第二个族群是“汉”或汉人，不多解释，这里所言“汉回”在语言、服饰上与“汉”相同，或因宗教不同，而称“小教”。第三个族群是“达子”，“达子”是元代以后尤其明清史料中主要对蒙古人的歧视性称谓。这三个群体虽然族性明显，但是族群边界动态，有“逃回入汉”，有“改从蒙古”者。

此后文献鲜有“驼毛达子”的记载，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开发西北和抗战救国的需要，一批学者官员亲赴西北边疆考察，大都关注了青海的民族情况，“托茂”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现象，引起了考察者的兴趣。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8年《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演讲中说：“临夏东乡人全是蒙古人，但都信仰回教，青海保安土人及托毛蒙古人也多信仰回教。”［6］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颉刚又言：“在中国境内似乎只有缠回和汉回两种，可是河州大东乡的蒙民虽依旧说蒙话，却全信了回教；青海辉南旗的蒙民也全信了回教。”［7］

顾先生无意于追问“托毛”何意，而是将其视为缠回、汉回之外的蒙古人信仰回教者。这与民国时期其他关注者的认识基本一致。总体而言，考察者们认为托茂乃青海汉回、撒拉回之外的第三种回教群体，即蒙藏回。譬如，1931年韩宝善在介绍青海回族状况时说：“回族中又分汉回、撒拉、讬毛三种：汉回与藏人杂处，语言文字，除经文外，皆与汉人无异。……撒拉多居于循化东南一带，虽同一回教，而风尚语言，则与汉回甚殊。……讬毛者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也。”［8］1936年庄泽宣在《西北视察记》一书中说：“青海人民除汉人外，有回、蒙、藏及土民。回民分汉回、撒拉回及蒙藏回。”［9］托茂是由回人而蒙藏化的，还是蒙藏人信仰回教的呢？就此问题考察者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托茂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一种观点认为托茂乃藏蒙化的回人。

托茂为蒙藏人民之回教徒的观点以魏崇阳等为代表。魏崇阳在《西北巡礼》一文中言：“青海境内回教民族，又可分为三种，最有力量者为汉回，人数较众，共约十数万，语言、文字（除经典外）、衣服、住居均与汉人无异，惟不食猪肉，不饮酒、不吸烟为其特征，亦其优点也。汉回多从事商业，务农者较少……另一种曰撒拉回，为自中央亚细亚来者。现聚居循化县一带，以务农为业，人口约数万。其语言文字及一切习惯与汉人迥殊，即与汉回亦有大有差别……此外尚有一种名驼毛达子，为蒙藏人而同奉回教者。 ”［10］孙瀚文在《青海民族概观》一文中言：“讬毛回回为蒙人及藏人之信奉回教者，原非回族，因风习宗教之接近，相沿日久，已失其蒙藏民族之特征，而为回族同化矣。 ”［11］

托茂乃蒙藏化回人的观点，主要见于黎小苏等。黎小苏在《青海之民族状况》中说：“驼毛达子为蒙番人民之奉回教者，有谓原为河西回人，乃百年前因犯罪而逃入青海，遂由回人而成蒙番人，虽用番语衣饰，而仍奉回教。另有河州东乡族，相传为元时蒙古宗室之遗裔，亦信奉回教，语言与蒙古人同，现多居于循化及甘肃临夏一带。他如同仁县属保安之梧桐土人，则奉回教而用西番语言。尚有化隆县属水地川一带之外五工撒拉族，散居其地，乃奉回教而操西番语者也。 ”［12］

马鹤天在《青海之民族》中说：“（青海回民）信仰之宗教虽同，而族系可分数种：（1）汉回：俗称小教，与汉人杂居，言文衣饰，均与汉人同，当为回人之汉化者，亦有汉人而信回教者……（2）撒拉回：为中亚撒马尔罕突厥之后，于元明时代，徙至黄河上游循化东南一带，至今仍保存其方言……除上述汉回及撒拉回外，还有一种似为蒙人或藏人信奉回教者，或谓原为河西回人，于百年前因犯罪而逃入青海，遂由回人而变为蒙藏人，虽用藏语衣饰，而仍奉回教，俗称‘驼毛达子’。他如同仁县属保安之吴屯人，则奉回教而用藏语。 ”［13］

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一书中亦言：“其族大抵可分为汉回、撒拉、托毛三种。汉回与汉人杂处，语言文字除经典外，皆与汉人无异。……撒拉多居于循化东南一带，虽同一回教，而风尚语言，则与汉回甚殊，强悍好斗。……托毛者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也，一部居循化县境，其言语服饰饮食居住均蒙古化；一部居同仁县之一隅，则生活为藏式，盖为蒙、藏化之回人也［14］。

民国时期的西北考察者的记载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注意到了托茂现象，但并没有做深入调查，一些表述还存在地理等方面的知识错误；二是他们能注意到托茂或蒙藏回这一现象，说明托茂人在民国青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被视为蒙藏回的代表，人数规模较大的藏回，也被纳入托茂群体的表述内；三是他们都将托茂视为是汉回、撒拉回之外的第三种回教群体，并突出了其蒙藏民族文化的特质，强调其在生产方式、宗教习性、服饰、语言等方面的独特性；四是关于托茂人是信仰回教的蒙藏人，还是蒙藏化的回回人，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说他们的考察报道人有不同观点①。

其中，托茂乃蒙藏化的回回人之观点，显然受《辛卯侍行记》等历史文献影响较大。追溯来看，《辛卯侍行记》中关于河西回回或肃州叛回投奔青海蒙古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康熙年间的文献 《秦边纪略》。陶保廉将清末的“驼毛”追溯到清初的河西回回，一方面体现历史文献方面的正当性，一方面符合清末湟回或青海叛回源于清初河西叛回的刻板印象。

《秦边纪略》这部西北舆地要籍中多处提及了清初河西回回等逃亡青海蒙古部落的历史及地点。一是北川营白塔儿。《秦边纪略·西宁边堡》：“北川营，亦总堡名。东逾马圈，西接剌锞，北有东西暗门，暗门之外白塔儿。回之叛亡而附西夷者，及汉人之亡命，咸萃渊薮焉。”［15］“顺治戊子，逃亡于此汉人及回，筑高堡、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麦力干所给，而岁纳添巴，若种屯田法也。其地横垣百数十里，村堡相望，中有白塔，因谓之白塔儿。 ”［16］《秦边纪略·西宁近边》：“白塔儿在西宁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西二十里。地有塔，蜃灰垩之，故谓白塔儿。”“其地之汉人，则西宁之亡命；回回，则顺治八年之叛党，各仍其俗。”［17］

其二是三角城。《秦边纪略·凉州近疆》：“三角城，在凉州之南，庄浪之西，西宁之北也，其城负山，山险不可升，环其三面，垒土石为之，故曰三角。其城女墙、雉碟、敌楼、飞甍一如内地。其中土屋，其外平川，旷者如阡陌，卑者如坻池，可耕可牧之地也。有明，置此城以处黑番，城外驼山寺，则番僧国师居之。自亦卜剌乱，黑番遁而城空，今之居者则甘、凉之叛回，新附西夷者也。”“明正德间，海夷内犯甘、凉，每取道于此，而黑番远窜，土地荒芜矣。顺治八年，甘、凉叛回既败，其余党四百余人降于麦力干，使居三角城，为其部落。 ”［18］

其三是古佛寺、巴丝（系）墩川。《秦边纪略·甘州南边》：“古佛寺在巴丝墩川，在西水关之南七十里。戊子，回回丁国栋反于凉州，米剌印反于甘州。及讨平之，其余党逃散于四方，或归西域，或为夷部，在古佛寺者其一也。巴丝墩之夷，曰滚卜台吉，今叛回为其部落，所谓为虎附翼也。”［19］《秦边纪略·甘州南边近疆》：“巴系墩川，在甘之南，西水关外。明初，设墩，以通西宁四卫声息。川有古佛寺，昔以居番僧，今鼠穴豕伏。墩四角倾圮，而遗迹不尽澌灭。饮马川者，非我族类，火攻擅长者，则叛回也……顺治八年，叛回余党数百善鸟枪者，逃出降于滚卜，滚卜亲率诸回住牧于巴系墩川。其部落多游牧于大草滩之地焉。”［20］《秦边纪略·边疆西夷传》：“初，河西诸回回叛。乃败，刀尔吉诱致三百余人，皆善火器。怀阿尔赖曰：‘是善火器者，不可分为奴，使教部落有大用。此天与我也’。……滚卜部落一千人，回回三百，住巴丝墩川。刀尔吉部落五百人，住白石崖口外。”［21］

不难看出，清顺治朝时，确有相当数量的河西回回逃亡青海蒙古，并被多个蒙古酋长收留，分散在西宁近边、甘州近边、凉州近边等地，或从事农业，或从事牧业，或因擅长火器鸟枪而被重用。

二、托茂语源：汉语，还是藏语

陶保廉等关于托茂人的“只言片语”，让一百余年后的研究者费神不已。秦惠彬在1986年发表的《托茂考》中不禁追问：根据陶氏言，那些河西回回既已“变回为蒙”，为什么不直接称其为“达子”，而在前面加上“驼毛”的修饰词呢？秦先生自解自答道：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达子”的特点——信仰伊斯兰教。那为什么偏偏选中“驼毛”一词，而不是其他什么词语？秦惠彬推测说，这是因为他们间或有住牛毛或驼毛帐房的缘故。秦先生还推测说，如果原词是为“驮毛”而非“驼毛”，那或许是因为他们游牧迁徙时要驮着牛毛帐房的缘故［22］。

显然秦先生将“托茂”视为一个汉语称谓，认为这个群体之所以名“驼毛”缘于住驼毛帐房或驮着牛毛帐房。虽然文献显示，漠西和硕特蒙古在入据青海湖早期的确养殖过骆驼，但因为气候不适，加上青藏高原的牦牛完全胜任日常驮运任务，海北蒙古人遂放弃了骆驼养殖。托茂人传统的民居是蒙古包，没有使用过驼毛帐房，牧业民族也鲜见驼毛帐房者。1958年祁连等地的托茂人因特殊原因不再使用蒙古包，而是选择了藏人常用的牦牛帐房，每到季节草场迁徙时，会用牦牛驮运牦牛帐房和生活用具，但跟群体名毫无相干。

秦先生关于“托茂”一词的解释，乃典型的“托茂”汉语说。无独有偶，有一种说法认为托茂的“茂”指的是品德高尚、才华出众之人，故有“托茂才子”之说［23］，可能也是从汉语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茂”原字为 “毛”字，将“毛”雅化为“茂”，这一改写本身是出于去少数民族污名化的结果②。另外，新疆的托茂人中有一种解释说，托茂乃汉语“脱蒙”，即脱离蒙古的意思，起因于蒙古王爷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而与之发生矛盾，他们为了摆脱蒙古王爷的统治脱离了蒙古部落，故曰“脱蒙”③。但是，新疆托茂人脱离青海蒙古出走新疆是光绪二十二年以后的事，而“驼毛”称谓在此之前已然存在。新疆托茂人还有汉语“脱冒”说，解释它源于“脱离了被杀的冒险”［24］。 这跟“脱蒙”说接近，是托茂人用历史诠释现状的“记忆”。

“托茂”汉语解释之外，还有“托茂”藏语说。托茂人生活的环青海湖地区，文献名为“番”或“西番”的藏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托茂”是藏语词汇的说法，在李耕砚、徐立奎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就已列出：托茂是藏语译音，是“脱思麻”的另一种译法。“脱思麻”作为地名，出现在《元史》中，即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年），蒙古汗国在河州设置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脱思麻等地。对此，《青海历史纪要》解释说，当时藏族称青海为“脱”，“脱思麻”即“下脱”，指的是青海东部［25］。李、徐两位先生否定了此说——“似与‘托茂’风马牛不相及。 ”［26］不过，托茂藏语说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1989年孔祥录、喇秉德在 《中国伊斯兰百科词典》“托茂”条中言：“托茂”是藏语‘托日木’的转音，意为“流散人员”［27］。刘维新主编的《新疆民族辞典·托茂蒙古》中认可并沿用了这一说法［28］。

藏语“托日木”的说法，很容易将托茂人与清初逃亡青海蒙古的河西回回联系起来。冯锡时、M·乌兰对“托日木”说做了历史诠释，他们认为在明末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之前，青海海北地区藏族部落很多，直到清初情况无多大改变，故某些用语受藏语影响很大，这一地区受汉语影响则是后来之事［29］。之后，洲塔等将“托日木”意思引申到“散兵”、“兵败散落之人”［30］上，强化了“托茂”与河西回回的联系，有很大的历史解释性。加之“托日木”说，跟《辛卯侍行记》《秦边纪略》中的史料相关联，故几成定说。

然而，“托日木”说及其解释无法回答此项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河西回回逃亡青海蒙古，正是青海蒙古势力最为强盛的时代，具有收纳能力的蒙古人，为何没用蒙古语称呼此人群，处于弱势的藏族部落何以名之这群人呢？自蒙元时，蒙古、藏人、回回三大群体就有很长的历史互动，蒙古语、藏语中都有“回回”的用语，为何没有直接用“撒尔塔”“浩腾”等蒙藏语称呼，另选“托茂”一词称呼呢？在和硕特蒙古全面征服环青海湖之前，自明朝中期起不同支系的蒙古部落就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波接一波进入青海，300多年来在青海湖一带占绝对统治地位，原初生活在当地的藏族部落要么被驱逐，要么选择逃遁，留下的少部分则被奴役，藏族部落在海北等地重新崛起是清中后期，青海湖地区蒙古人的藏化乃嘉道以后之事，冯锡时等所言的海北藏区，是今日意义上的藏区，而非彼时情景。而且，在河西回回投奔青海蒙古之前，进入青海的永邵卜蒙古、多罗土蛮蒙古、阿尔秃斯蒙古、喀尔喀蒙古等，在争战失败后，亦有不少“流散人员”或“兵败散落之人”，官方称之为“流虏”，为什么“托日木”没指他们，专指托茂人呢？

关于“托茂”一谓，汉语和藏语说之外，亦有蒙古语之说。最早研究托茂人的李耕砚、徐立奎在托茂人的名称考察时，列举的第一种说法就是蒙古语音译说。两位作者也曾就此访谈和咨询过青海蒙古族同志和蒙古文造诣深厚者，然而“托茂”究竟何词何意，他们坦称“终无法确知”［31］。笔者曾咨询过西北民族大学的蒙古族学者僧格教授和东乡族学者马自祥教授，他们也无法确定，只是猜测“托茂”一词跟数词“万”或跟“万户”有关。

“托茂”为蒙古语或严格意义上说是蒙古部落的观点，主要见于蒙古族学者嘎尔迪，在《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之由来》一文中他说“托茂”应是蒙古语，并与蒙元时期的“秃马惕”人皈依伊斯兰教或明代漠南蒙古土默特部移居青海之事有关，他说青海的蒙古人把“托茂”称之为tuhmud，这无疑是由蒙古语土默特tuhmut一词演变而来［32］。在《新疆“托们能克”人由来考》中，嘎尔迪先生又从托茂演变史的角度强调了这一观点，他推测说“托茂”由蒙古族的一个古代部落名‘秃马惕’演化而来［33］。

与嘎尔迪观点较为相近，孙滔在《青海回族源流考》中认为，“托茂”为“秃马惕”“土麻”“土蛮”“秃满”“秃马”等蒙古部落的不同汉译。他推测说，元初斡亦剌部中一部分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因秃马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最多，所以斡亦剌各部的穆斯林均被称为“秃马回”，久而久之，简化为“秃满”“秃麻”“土蛮”等。天长日久，经多民族语音辗转流传，又将“秃满”等音转为“陀莫”“驮毛”等载入汉文史籍中［34］。然而，此宏大历史在长时段叙事中有历史想象缺具体文献。

托茂蒙语蒙古部落说，因为文献资料较少，相关论述存在较大猜想和推测成分。托茂蒙语说能否解释“托茂”的意思，这个群体如何从秃马惕（秃马）演变到土蛮 （土默特），又如何从土蛮演变到驼毛（托茂），期间发生了怎样的部落历史演变史，与藏语说一样面临着诸多难以回答的诘问。

三、托茂族源：回回，还是蒙古

关于托茂人的族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予以系统的讨论。1983年，李耕砚、徐立奎在田野调查中听到了以下三种说法：一、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人员中有流落牧区被蒙古部落收留者，与蒙古人通婚，繁衍了今天的托茂人；二、先民是从新疆等地而来的穆斯林群众，与青海蒙古人通婚，逐步繁衍了托茂人；三、托茂的先民是蒙古人，从蒙古地区到了新疆等地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游牧青海。李、徐在结论中认为托茂的先民应该有三部分：一是东来的维吾尔人和其他色目人——缠头；二是蒙古军中信仰伊斯兰教者；三是青海地区的蒙古人［35］。

李耕砚、徐立奎文中所列举的托茂人的来源说法，来自田野报道，也比较多元，但并不被后来重视文献的研究者所认可。如，孔祥录、喇秉德在与李、徐所列相近的三种说法中又加上了清朝顺治年间甘州丁国栋所部回族一说，并认为此四种说法中，顺治年间的回族入蒙古一说有史书记载，可靠性较大［36］。另外，李、徐两位先生所言的托茂族源更多指向动态的历史过程，而从事文献的研究者，更倾向于探究最初的托茂。

秦惠彬因为认同《辛卯侍行记》中所言托茂是回回改从青海蒙古者，加上他在《秦边纪略》《甘宁青史略》等史籍中，发现与《辛卯侍行记》较为接近的文献，故确定托茂人就是丁国栋、米喇印反清失败后逃亡青海蒙古的回回士兵［37］。另外，孔祥录、喇秉德将清初甘州等地的河西回回直接称为民族识别后“回族”。他们都是托茂族源回族说的赞同者，其实这也与陶保廉所言的汉回说相符合。

冯锡时、M·乌兰的研究虽然亦信赖 《辛卯侍行记》《秦边纪略》中的文献，但对秦惠彬等持有的这些史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顺治年间参加丁国栋、米喇印抗清起义活动中有维吾尔、哈喇灰参加，起义失败后一部分维吾尔、哈喇灰投奔青海蒙古部落，成为现今托茂人的先祖。他们虽然并不是很赞同或很确信托茂人渊源于蒙古早期部落秃马惕的观点，但认为托茂人与蒙古之哈喇灰或瓦剌中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徒有关。冯锡时、M·乌兰还否定了同治回民流落说，认为同治年间衰弱的蒙古部落在清政府高压情势下不可能收留回民义军［38］。

在同一史料基础上，丁明俊、马亚萍在《青海托茂人族源与族群关系的探析》一文中认为，明末清初的“回回”与现今的“回族”并不对应，当时的“回回”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缠回”，清顺治年间参加丁国栋、米喇印起义失败后，其中的一部分蒙古穆斯林从新疆逃入青海蒙古部落，成为托茂的祖先［39］。出生于海北的蒙古族王忠海，成长中与托茂人有较多接触，任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他在《我所知道的托茂人》一文参考了丁明俊、马亚萍的文章，他说：“托茂人的祖先是以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为主，明末以前他们一直住在新疆哈密、吐鲁番附近，过着与其他蒙古人一样的游牧生活。居住在海北地区的托茂人是清初新疆吐鲁番、哈密及肃州等地伊斯兰化的蒙古族穆斯林参加了丁国栋、米喇印起义失败后流落到青海的蒙古部落的后裔，他们被入居青海时间不长的和硕特蒙古收留……”［40］

显然，即使有河西回回入蒙的史料记载，仍有学者倾向认为托茂人源于蒙古人或托茂族源中以蒙古穆斯林为主的观点。此观点可视为托茂族源蒙古说。以上托茂族源回族说及族源蒙古说，都将托茂人的先民追溯到清初。有学者并不认可这一时间点，将托茂人的先民推到明代甚至蒙元早期。譬如嘎尔迪就溯源的“秃马惕”部落，作为古老的蒙古高原森林部落，在成吉思汗兴起时被征服，成为一个重要的蒙古部落。

显然，与托茂语源一样，关于托茂族源，民间和学界亦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事实上，关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部落名的历史来源，因为文献匮乏大都难以探清其究，如著名蒙古史学者薄音湖在讨论土默特蒙古部落族源时感叹：“可以说，除了东蒙古、卫拉特蒙古和兀良哈蒙古这蒙古族的三大分支之外，我们对于其他名目繁多的部落的演变过程，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我们基本上只知道它们在达延汗（1474～1517年）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的分布，而不知其由来；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造成这些结果的繁杂的历史原因。”［41］

在这样一个困境下，如何探究托茂语意及其族源呢？从种种情况来看，托茂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群体，源于其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生产方式——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穆斯林。那么，在青海或青海湖一带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穆斯林，又有怎样的历史呢，孙滔和嘎尔迪的漠南、河套说是否成立呢？

四、青海蒙回：源自河套，还是河西

青海的蒙古人肇始于大蒙古国时期，一部分蒙古人进入青海湖及柴达木部分地区。忽必烈建元后，派蒙古诸王镇守西北，鞭及青海，大半是贵族官宦，人数并不多。严格意义上说，青海蒙古始于明中期的亦不剌率众住牧，即《皇明北虏考》等所言的“西海之有虏自亦不剌始也。”［42］亦不剌，研究者认为这是穆斯林男性常用名（Ibrahim），他的家族都是穆斯林身无疑［43］。亦不剌，汉文文献中还写之为亦卜剌、亦卜剌因王等，是蒙古汗廷太师、右翼蒙古的盟主。因为亦不剌家族长期参与蒙古汗廷的事务，在河套地区争雄活动，所以青海蒙古史研究者一般将亦不剌等蒙古部落归为东蒙古［44］，事实上亦不剌家族起于哈密北山一带，属于西蒙古。

亦不剌及其部众最初活动在紧邻河西的哈密、吐鲁番一带，弘治八年（1495年）进入河套地区，之后在北元汗廷争斗中败退河西、青海。蒙汉文献将亦不剌归属于蒙古野乜克力部，而野乜克力部进入河套地区源于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两人也都做过北元汗廷太师。何谓太师呢，明人叶向高说：“太师者，虏握兵大酋号也。”［45］很多时候明人亦以“丞相”对应之。

在历史文献中，癿加思兰于天顺三年（1459年）出现在哈密西方，控制了哈密王族，并与哈密王族婚姻。成化初年，率部进入原先由明朝控制的河套地区，与诸部争雄④，成为蒙古部落势力最强者。成化十年（1474年）左右，“癿加思兰乃以女妻满都鲁，而立为可汗，己为太师”“有众数万，由是调度进止，惟其所命”［46］。癿加思兰左右北元汗廷数年，后被满都鲁部下大头目脱罗干等谋杀。

癿加思兰死后，其族弟亦思马因继承其职，成为永绍卜（永谢布）蒙古首领及蒙古汗廷太师。亦思马因，《蒙古源流》等蒙文文献称之为“伊斯满”，蒙古族学者乌兰认为，此名为伊斯兰教名 Ismail［47］，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西方哈密北山出身的亦思马因必定是回教徒，他的名字无疑是Isamail的音译［48］。另外，亦思马因的族兄癿加思兰，据和田清考证，癿加思兰是阿尔斯兰（Arslan）的异译，“阿尔斯兰”是突厥语“狮子”的意义，主要见于畏兀儿各国的王号中［49］。而伯希和则认为，“癿加思兰”可能是突厥语名称Bäg-Arslan，似可音译作伯克·阿儿思兰。希都日古更进一步解释说，Bäg一字元代译为别、伯、卑、毕，后世译作“伯克”，新疆维吾尔等族今尚沿用，意为“贵族”，故推测癿加思兰信奉伊斯兰教［50］。是故，学者们在论述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不剌等人的穆斯林身份时说，三人都属于哈密北部的蒙古别部野乜克力部，而野乜克力部又是属于瓦刺体系的部落。由于该部落靠近哈密、吐鲁番等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亦不剌等与时已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之察合台后主和哈密君王互相通婚，为“先世亲族”，其伊斯兰化颇深［51］。

北元可汗满都鲁死后，亦思马因、脱罗干等拥立巴图蒙克为汗，巴图蒙克也即明人所言的“小王子”。“小王子”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与亦思马因不协开战，亦思马因败亡。步癿加思兰、亦思马因后尘，弘治八年（1495年）亦不刺率部东进河套地区⑤。进入河套后，亦不刺不仅继承了亦思马因之永绍卜的部落首领，还掌控了蒙古右翼另外两个万户部落阿尔秃厮部和土蛮部⑥，成为右翼蒙古盟主和蒙古汗廷太师。

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不刺三人是怎样的关系呢？明人许进在《平番始末》中说：“野乜克力原系北虏癿加思兰暨思亦马因（亦思马因）遗落部种，一向潜住甘肃迤北亦集乃等处地方”［52］《明实录》载：“北虏野乜克力之地，其酋长曰亦剌思王，曰满哥王，曰亦不刺因王。”［53］从文献来看，他们的承继关系显而易见，但没有史料论及他们的血缘关系，杨建新先生推测“野乜克力亦卜刺很可能与伊思马因是父子关系，最少也是叔侄关系”［54］

跟亦不剌同为蒙古右翼的其他两个万户部落的首领，亦有一定的穆斯林印记。首先是阿尔秃厮，此为明人的污名写法，今译称鄂尔多斯。阿尔秃厮本名满都赉·阿哈勒呼⑦，是蒙古右翼阿尔秃厮部的首领，明人不审其名，径以其所领部落名呼之。杜长顺先生推测，根据《明实录》所言他和亦不刺是“土鲁番的先世亲族”⑧一说，可以认为满都赉和亦不刺可能是同出一族的。因为无论从汉文史料，还是从《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等蒙文史籍来看，满都赉和亦不刺的关系非常密切，极有可能同属野乜克力部［55］。李文君等亦持此观点［56］。

亦不剌等进入河套后，与之前进入河套的火筛联合起来，并成为蒙古右翼领袖。《明史》载：“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住牧。于是，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57］火筛跟亦不剌的关系很密切，杨建新推测“火筛”一名的伊斯兰意义时认为其有可能为“和卓”的转音［58］。杨先生的感觉是对的，火筛是穆斯林男性常用名，如今托茂人中还有不少叫“胡赛”的，不过其非波斯语“和卓”，而是阿拉伯语Hussein，今通译为“侯赛因”。

明人记载中，火筛是蒙古右翼满官嗔部即土默特部的首领，如《皇明北虏考》载：“满官嗔部营八，故属火筛，今从俺答，合为六营，曰多罗田土闷畏吾儿（笔者注：应为曰多罗土闷，曰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剌。”［59］满官嗔部乃蒙古语“蒙郭勒津”的异译。多罗土闷在《明实录》等文献中又作哆啰土蛮，因为土蛮在蒙郭勒津部占主要地位，故在蒙古文献又被称为土蛮部了，清代以后，“土蛮”音为“土默特”了。在蒙文文献中，火筛就是土蛮蒙郭勒津部的科赛塔布囊或和赛塔布囊⑨。火筛曾娶满都古勒可汗的遗女伊锡克公主为妻，并曾养育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

火筛与亦不剌、阿尔秃厮关系紧密，明人魏焕《九边考》载：“成化七年虏始入套，抢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虏酋火筛大举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后，应绍不、阿尔秃斯、满官嗔三部入套。 ”［60］另外，火筛及其父脱罗干的多罗土蛮部与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紧密关系由来已久。正是因为火筛与达延汗、巴尔斯博罗、亦不剌等人的复杂关系，使得他在达延汗为代表的左翼蒙古和以亦不剌为代表的右翼蒙古的争斗中颇为尴尬。

亦不剌及右翼蒙古势力的强大，与达延汗崛起致力于消除异姓权臣势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61］。达延汗先是封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右翼蒙古济农，亦不剌、满都赉等右翼首领不服，弑杀乌鲁斯博罗特。于是达延汗率左翼喀尔喀、察哈尔、乌梁海三万户部众亲征，首次战争失败，后复大举讨之，使喀尔喀击土蛮、察哈尔当永谢布、乌梁海当阿尔秃斯［62］。右翼惨败，亦不剌、满都赉率部西迁，火筛不知所终，蒙古文献不见记载。

亦不剌、满都赉从河套迁往河西一带，《明实录》正德九年七月庚午条载：“虏酋阿尔秃厮、亦不剌等自正德五年以来，避小王子，引众至凉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台、镇夷、肃州，联络驻牧。 ”《明实录》正德七年十一月乙未，巡按陕西御史成文奏报：“自六年正月以来，虏酋阿尔秃厮、亦不剌为小王子所攻，部众奔甘、凉、永昌、肃州等处驻牧”，并时常与哈密、瓦剌等部联系，成为甘肃边外重要的蒙古部落⑩。正德七年（1512年）始，亦不剌等住牧青海。在地理位置上，青海西通沙洲、瓜州、哈密诸夷，南通四川松潘、茂州等处，东通洮、岷及邻庄浪，与河套相连［63］，进可攻退可守。

亦不剌等部住牧青海后，卜尔孩等率部前来投奔。卜尔孩（Burqai），文献中又称“卜儿孩”“博喇海”等，他是亦思马因与达延汗母锡吉尔太后所生，与达延汗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跟亦不剌可能是堂兄弟关系。卜尔孩曾继承了亦思马因子的部分永邵卜部众，其母去世后，受到排挤而西走青海。之后，在黄金家族强化集权压力下，整克、大同等跟亦不剌等有关系的非黄金家族部落亦西来投靠亦不剌。一时，青海聚集了永邵卜（永谢布）、土蛮、阿尔秃斯等蒙古部落。

亦不剌等部在青海二十多年，主要在青海湖西北和北部住牧，牧地与河西凉州、甘州、肃州等相邻。其间，亦不剌部屡遭新的蒙古右翼势力，即衮必里克率领的阿尔秃斯部和俺答率领的土蛮部的攻击。嘉靖十二年（1533年）衮必里克等部率数万骑袭亦卜剌等部，亦不剌部伤亡较大，从此退出青海历史舞台。亦不剌之后，卜尔孩被推举为青海蒙古新首领，与河套蒙古对抗。后在俺答的征讨以及与明朝争斗中敛众自保⑪。衮必里克死后，其弟俺答先后五次西征青海，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之间，是俺答土蛮部独霸青海的时期。在俺答控制青海或迎佛期间，所部多罗土蛮几乎全部集结青海，成为青海势力较大的蒙古部落［64］。

明末清初，青海多罗土蛮蒙古衰落，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和硕特蒙古顾实汗率领的蒙古部落，因介入藏传佛教教派争斗相继进入青海。先是漠北蒙古喀尔喀却图汗，率部进入青海征服了多罗土蛮的火落赤等部，与藏巴汗等联合起来建立起反对格鲁派联盟。格鲁派危在旦夕，班禅罗桑曲结等派人到厄鲁特蒙古即瓦剌西蒙古处，向信奉格鲁派的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求救。崇祯十年（1637年）顾实汗率兵大破却图汗兵，控制青海、西藏等地［65］。

清顺治五年（1648年），河西回回将领丁国栋、米剌印进行反清起义⑫，青海部分蒙古部落参与了清军的镇压活动⑬，一些蒙古部落招收诱降了一批河西回回并为己所用。雍正元年（1724年），顾实汗之孙罗卜藏丹津反清，青海蒙古大部参与，一批“蒙古回回”亦响应［66］，罗卜藏丹津被讨平后，清廷将青海蒙古各部收为内藩，编旗设治。光绪年间，名叫“驼毛”“驮毛达子”的蒙回群体出现在官员奏折和《辛卯侍行记》等历史文献中。

五、循名责实：先有托茂人，还是托茂公旗

从河套而来的亦不剌、卜尔孩等，是不是托茂人的先民呢？前文已述，亦不剌之后，卜尔孩敛众自保。其后之事，有迹可循。如关于亦不剌子嗣情况，明人赵时春之《北虏纪略》载：“亦不剌死，长子斡耳笃思、其二弟析分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掳斡耳笃思全部以归，居之贺兰山后，以为右部，自此，宁夏赤木、黄峡之口无宁日矣。其二弟愈南徙，值松、潘永宁山外，绝不与虏通。 ”［67］从这条记载看，亦不剌长子斡耳笃思也即鄂尔多斯，应该在满都赉去世后，继承了他在青海所率的阿尔秃厮部落，故明人以其所率部落名之，斡耳笃思所部后来移牧贺兰山后。而移居松潘等地，不再与蒙古关联的“其二弟”所部，不知所踪⑭。

关于卜尔孩，明代汉文史料已无记载。蒙古文献《阿勒坦汗传》记载说：“其兄墨尔根济农已归天，无所依赖的阿勒坦汗（俺答汗）坚强地经星胡拉越山远征，降服仇敌博喇海（卜尔孩）太师于合鲁勒哈雅之林，将其赐予侄儿岱青诺延之情如此这般。”［68］也即，卜尔孩所部被俺答降服，部众和牧地被多罗土蛮部接受，卜尔孩及其后裔不见后文。大概过了一百年，在《秦边纪略》中，梁汾将不少青海蒙古部落首领归为卜尔孩的子孙，如：“小王子丞相亦卜剌与阿尔秃斯，掳掠四卫，多据其地。嘉靖间俺达、永邵卜又据之。明季，卜儿孩据青海大通河，今沿边之夷，皆卜儿孩之子孙也。”“亦不剌败，惟卜儿孩一部独全，夷推为卜失兔汗。今之漫延于青海间者，皆卜失兔之苗裔。”［69］并称达赖黄台吉，卜尔孩之子；麦力干、达尔加黄台吉，皆卜尔孩之孙也；怀阿尔赖、衮卜、刀儿吉亦是卜尔孩之孙⑮。

李文君认为这是《秦边纪略》误记所致，此中所言的卜尔孩子孙应该是顾实汗子孙［70］。不过，梁汾的误记从侧面说明，卜尔孩于清朝初年在青海蒙古或青海民间社会中还有较大影响，因此才会让游历秦边的梁汾误听误记。而且巧合的是，被梁汾误记为卜尔孩子孙的麦力干、怀阿尔赖、衮卜、刀儿吉等部，正是顺治时接受河西回回的主要部落。有论者认为，亦不剌、卜尔孩留在青海的部落，后来有的融合汉回中，有的融合到明末进入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71］。虽属猜测，但不排除其可能性。在漠西和硕特蒙古征服青海的过程中，卜尔孩所部后裔很可能随从多罗土蛮等归顺之［72］。

另从有限的史料中我们还看到，自亦不剌始被官方称为“海夷”的青海蒙古人与西宁周边回民关系紧密。譬如《清实录》记载，顺治十年（1653年）十一月乙酉，川陕总督孟乔芳疏报：西宁孙家寨回民，勾连海夷，据寨作叛。副将狄应魁等，率兵击之。生擒逆党祁敖、牙固子等，扫其巢穴［73］。 不过，“托茂”初见于清光绪年间，这时距青海蒙古编旗近200年，距顺治十年近250年，距亦卜剌入青更有400年之遥。期间相关史料太少，没有确切史料将其追溯到亦卜剌、卜尔孩等。

那么，顾实汗所率的和硕特部中有没有穆斯林部众呢？顾实汗原住牧在漠西，后统治青海、西藏等地，《蒙古政教史》等蒙藏文献记载说顾实汗有土尔扈特、回回、藏族三妃：顾实·丹增却吉嘉波·图鲁拜唬的土尔扈特妃生四子，回回妃生五子，藏妃生一子，共十子［74］。这里一方面可能有政治联姻的考量，一方面说明和硕特部与土尔扈特、藏族、回回几个群体的紧密关系，顾实汗所部中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回回人，甚至有学者认为顾实汗回回妃之子麾下聚集了一批蒙古穆斯林［75］。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知道，西蒙古自明代就有“瓦剌回回”的正史记载，到了清代厄鲁特蒙古中常出现“回回”的身影，甚至有“蒙古回兵”的记载，如《清实录》记载，康熙六十年六月乙卯，“……尔等速议，行文富宁安派绿骑兵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蒙古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鲁番，收纳归降回人，照看驻扎。……行文富宁安等钦遵谕旨施行。其蒙古回兵，令辉特公巴济，察哈尔之兵，将巴尔库尔侍卫阿玉锡著为副都统。”［76］

另外，如今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蒙古回回”，据文献记载，是顾实汗嫡孙和罗理从漠西率部迁移而来。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初二日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里拉的一篇咨文如是记载：“彼时曾经我先高祖王呈报，我祖上巴图鲁额尔克济农，于康熙年间原由游牧随带来旧缠头回子阿尔巴图一百余名。”［77］蒙古族学者图布吉日嘎拉说：“早在清初和罗理移居阿旗时，在他所率部族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格尔（蒙古）等五姓部族的部分人被安置在阿拉善旗东北部游牧，其后在乾隆年间又来了一批系属相同的人和(部分)甘、青地带的哈萨克人、撒拉人，构成了今天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78］

我们再来看清初被青海和硕特蒙古招降收留的河西回回，陶保廉倾向将之视为陕、甘之汉回，而编撰《清稗类钞》的徐珂却将将之归为“缠回”：“青海柴达木西部之缠回，其改从青海蒙古籍者，谓之驮毛达子。 ”［79］“缠头回回，因以白布缠头，而得此称。据新疆，实羌人也。”［80］无独有偶，无论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的访谈中，还是在21世纪初笔者的调研中，托茂老人大都声称自己的根子是缠头，或说“我们是从新疆来的”。“缠回”，是清代对回部（新疆）穆斯林群众的俗称，现在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指的是维吾尔族，事实上它跟新疆的蒙古穆斯林有莫大关系。

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自秃黑鲁帖木儿汗于1353年归信伊斯兰教后，历代汗王如歪思汗、羽努斯汗、马哈麻汗都极力推行伊斯兰教，其中马哈麻汗用力最甚，据《中亚蒙兀儿史》记载，他在位时期“大多数蒙兀儿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马哈麻汗在强使蒙兀儿皈依伊斯兰教时，采取了严酷的手段。例如，蒙兀儿人如不缠头巾（Daztar），他就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81］有论者认为，缠戴头巾本为拜火教或者古印度人的风尚，后来在穆斯林学者形成风气，马哈麻汗强迫蒙古人缠头的做法，使得缠戴头巾成为新疆一带穆斯林的重要习惯［82］。

“缠回”一词，出现在清初⑯，有清一代文献更多将之与哈密、吐鲁番联系起来。如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记载“（康熙）三十七年，遣官赴哈密编旗队，设管旗章京、参领、佐领各员，于是哈密民始返故土，众伯克统归一主，哈剌灰、畏兀儿各名几泯，概称缠头回云。 ”［83］“畏兀儿、哈剌灰同奉摩哈默教，衣服亦同。初以白巾束头，故称白帽回，后用杂色者，称红帽回。各族久无分别，惟统称缠头回，犹江南江西统称汉人而已。”［84］日本学者佐口透在分析《辛卯侍行记》关于哈密的记载时说，在这个地区，（清中后期）已无明朝文献记载的哈刺灰、畏兀儿这类部落名，现在的哈密人通称为缠头回。汉字写作“哈密”的这个地名，在突厥语中称作 Qomul(缠头)［85］。

哈密等地的缠回有没有参加河西回回丁国栋、米喇印的抗清活动？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丁国栋、米喇印，作为明朝故将在甘州（张掖）发动事变，扶持明朝皇室后裔朱识锛为明延长王，举“反清复明”之旗，除了河西人数众多的汉回参加，想必有汉人也参加了。随着战事范围扩扩大，跟河西接近的哈密、吐鲁番等地的民众也参加了。清《皇朝藩部要略》载：“（顺治）六年，河西逆回丁国栋等煽哈密及吐鲁番部掠内地民，伪立哈密巴拜汗子土伦泰为王，据肃州叛，集缠头回、红帽回、辉和尔、哈拉回、汉回等数千，分置都督。大军讨之，抵肃州，击斩哈密头目塔什兰，吐鲁番头目哈什克伽及缠头、汉回四百余级。以云梯夜薄城多门入，斩土伦泰及缠头汉回两千余。贼垒垣拒，墮之，擒丁国栋，斩哈密卫都督和卓哈资、缠头回伪都督琥伯峰、哈拉回伪都督茂什尔玛密、辉和尔伪都督瑺瑚哩、伪左都督帖密卜剌、红帽回伪右都督恩克特默等。”［86］

其中，土伦泰是叶尔羌汗国巴拜汗之子，巴拜汗是阿都喇汗之子，阿都喇汗是拉失德汗之孙［87］，而拉失德汗是察合台汗国后主，属察合台的后裔，《中亚蒙兀儿史》就是为他而名。另外《秦边纪略》等文献对丁国栋、米剌印的部众，多处使用“诸回”称之，说明丁、米的部众在“汉回”之外，混杂了缠回等。诸回中，至少有两个群体可以肯定是蒙古穆斯林：红帽回（历史文献中的红毛回、红毛儿）和哈拉回（历史文献中的哈喇灰）。反清失败后，诸回逃散四方，他们根据各自的族群属性，有的逃亡西域新疆，有的逃亡青海蒙古部落⑰。

因此，清初投奔青海蒙古的河西回回，有蒙回、缠回亦有汉回，有的从事牧业活动，有些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者主要居住在祁连山大通河谷和北川河谷一带，他们也被官府视为“蒙古回子”，如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反清时，北塔一带“蒙古回子”参与其中，《清实录世宗雍正皇帝》卷十三雍正元年十一月丁亥条记载：“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折奏：西宁北川上北塔、下北塔二处蒙古回子占地数百里，丁众粮裕，素怀异志，臣令千总马忠孝前往下北塔将所有三十村，回目锡拉墨尔根等俱已招抚。马忠孝等又带兵往剿上北塔贼众，擒获头目阿布多、吴园厄尔克喀等，即行正法，其余回人俱已招抚。”在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运动后，有的被编入蒙旗，有的成为“汉回”，乃今大通、门源一带回族的来源。

另外，笔者在田野调研中收集到一份资料，是托茂公旗后裔王树中所写的《“托茂人”考略》。王树中，蒙古名为博·贡博策仁，曾为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他说他的父亲王本巴是民国时期托茂公旗的负责人，曾任青海蒙古左翼盟驻南京国民政府全权驻京代表，对青海蒙古颇有研究，曾告诉他，道光十五年（1835年），从新疆迁来一百户“海里亥的达子”，加入了托茂公旗，这部分人是伊斯兰化了察合台汗国的后裔。同治年间，陕西白彦虎率部的回民起义军从青海逃亡新疆，路过日月山一带时，有26人（一说36人）投奔托茂公旗⑱。另外，根据托茂民众记忆，因为信仰、通婚等原因，有藏族、汉人等加入托茂者。

综上可见，托茂人的族源较为丰富，不一而足，有蒙古人，有回回人，有维吾尔人，有藏人，有汉人，有蒙回，有缠回，有汉回。作为蒙藏回，既是蒙藏人回化的结果，也是回回蒙藏化的结果，其源于蒙古，也源于回回。它跟明中期从河套移牧青海的亦卜剌等可能有渊源关系，但是时间距离太长，文献较少，没有直接证据。它跟顾实汗所部回回有关，亦跟河西回回有较多渊源，之后还有察合台汗国后裔“海里亥达子”等加入，它们都契合托茂老人的记忆：“我们祖先是从新疆来的”。作为一个群体，它有进有出，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是游牧部落生活、畜牧业生产、蒙古语言文化和伊斯兰教信仰。

关于托茂语源，除了前文所列的汉语、藏语等说法外，还有地名一说，即“托茂”缘于“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源于他们先前的驻地。雍正年间清政府对青海蒙古实行盟旗制，蒙古29旗在正式名称外慢慢有了俗称，这些俗称大都因地名而来，如和硕特西后旗称可可多罗旗，北右末旗称柯鲁沟旗，北左末旗称茶卡旗，北前旗称布哈公旗，南左首旗称默勒旗，等等，因此南文渊认为“托茂一词应源于托茂旗原驻地某地地名”［88］。然而，“托茂”系何山何水，环青海湖一带没有一个跟“托茂”音近的地方，南文渊也没给出答案。

出身于托茂公旗的扎西东珠，曾任海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2018年编著的《海晏托茂公旗历史踪影》中认为，“托茂公旗”源于“同宝山”，托茂公旗曾游牧于海晏同宝山一带，而同宝山原名“托茂山”，“托茂”蒙古语是“巨大”的意思，后写成“同宝山”是汉语音译之误［89］。不过，据知情人王树中言，与众多蒙古旗以地名俗称一样，和硕特南右后旗因属地内有倒淌河，故又名“阿里郭勒公旗”，“阿里郭勒”为蒙古语，即“倒淌河”的意思。又因为该旗旗民中有托茂人，所以又称“托茂公旗”⑲。和硕特南右后旗以托茂公旗称名之后，就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地名俗称了。

考虑到青海蒙古在清中后期不断衰落，辖地不断缩小变动，直至清后期相对固定的情况，可以肯定青海蒙古旗名俗称的历史并不悠久。南文渊亦认为清海蒙古用地名进行俗称的时间在清末民初（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就笔者看到的资料，关于青海蒙古旗名俗称的记载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毋庸置疑，先有托茂人后有托茂公旗，“托茂”并非因托茂公旗而来。

“托茂”作为一个群体名，嘎尔迪、孙韬等认为其跟“秃马惕”“土蛮”等相关，根据青海蒙古部落史及蒙回历史，不排除其可能性。关于青海的土蛮，前文已述它跟亦不剌、俺答等有关，在明代中期漠南河套，土蛮最大的首领是火筛及其父脱罗干，再之前的土蛮（土默特），文献中已难有清楚脉络可追。薄音湖坦称：“除了靠对音方式所作的探讨之外，企图指出前代部落演变为后来土默特的历史踪迹的尝试都归于失败了。 ”［90］

在对音上溯源“土蛮”，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秃马惕”，一是“秃别干”。秃马惕是成吉思汗时代森林部落之一，成书于清初的《蒙古源流》就将“秃马惕”和“土默特”写为一词。秃别干是蒙古高原克烈部部属小部落。薄音湖认为，在缺乏确切力证的情况下，将土默特比附为秃马惕是可以接受的［91］。和田清也说：“我想土默特这个名称可能和元代秃马惕有关，但不详。”［92］蒙古学者晓克论证认为，无论是从语音、词义上的联系、地域上的重叠来看，还是从构成人群之间隐约的联系来看，“秃马惕”、“土默特”这两个名称之间的传承关系应该说是基本可以肯定的［93］。

明正德初年，亦不剌率领的永邵卜、鄂尔多斯、土蛮三部组成的蒙古右翼与东蒙古达延汗率领的蒙古左翼征战失败，率部进入青海，部分土蛮部众跟随而来⑳。但更多的土蛮、鄂尔多斯、永谢布部众被达延汗招降，其后俺答成为土蛮部首领㉑。俺答率领下的土蛮部落，作为蒙古六万户之一，盛极一时，威逼蒙古汗廷，向四方拓张，多次袭击青海的亦不剌、卜尔孩，并不断进攻西面的瓦剌。俺答的强盛及其信佛迎佛行动，对之后蒙古社会的宗教信仰产生重大影响。在元朝灭亡后，无论东蒙古还是西蒙古，抑或其他蒙古汗国伊斯兰教比较流行。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迎佛后，东蒙古开始大规模信奉藏传佛教，西蒙古也即瓦剌蒙古也开始较大规模信奉藏传佛教㉒。

自亦不剌始进入青海的永邵卜、阿尔秃厮、土蛮等部落，历经沧桑变故。亦不剌之子继承了阿尔秃厮部，后来移牧贺兰山后外，此部在青海销声匿迹了，而永邵卜在后来的藏族社会留下了“永夏”部落遗存，土蛮或哆啰土蛮部落在俺答之后，曾在青海蒙古有较大势力，明末清初被喀尔喀蒙古与和硕特蒙古相继征服，名号随之泯灭，直到光绪年间，在青海蒙古几乎整体信奉藏传佛教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一个具有回教色彩的驼毛达子，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么，光绪年间的“驼毛”是不是清初之前的“土蛮”呢？我们没有找到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综观明清蒙古史，我们也注意到，“土蛮”在明代中后期似乎成了一个荣耀的词语，达延汗之后的北元蒙古有三代汗王自号“土蛮”。虽然青海土蛮部落，在历史演进中，或许既有信奉伊斯兰教者，又有信奉藏传佛教者，但明后期的多罗土蛮火落赤等部被和硕特蒙古征服后，就泯灭了名号，而蒙古穆斯林不断有其他部落补充，并未根绝，因此或许出于族群的历史记忆，“土蛮”可能会成为生活在青海蒙回用来自我宣称的一个名号。民间则因蒙古还有“红毛”和“黄毛”两支特殊的蒙古部落，故音“土蛮”为“驼毛”了。当然，这更多基于历史想象和推测。

此项研究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一是《秦边纪略》中，记载逃亡青海蒙古的河西回回被多个蒙古部落收留，这些河西回回若是托茂先祖的话，为何只有一个托茂公旗？如收留人数最多的麦力干，乃是顾实汗此子鄂木布之子，他的后裔的领地主要为和硕特南左翼末旗、和硕特北右翼末旗、和硕特西右翼前旗。其次，衮卜、刀儿吉乃顾实汗三子达兰泰之子，牧地为和硕特右翼地面。都跟俗称托茂公旗的和硕特左翼的南右后旗无关。另从光绪年间驼毛茶根率两千之众参加河湟事变的人口情况等看，托茂公旗可能是托茂人最多的一个蒙旗，不排除其他蒙旗亦有托茂人的存在。不过，王树中的说法值得注意，他说衮卜部落的托茂人后来成为顾实汗五子伊勒都齐次子博硕克图济农的属民，顺治九年（1652年），博硕克图济农率部南迁，途径今共和县，托茂人因其首领有病，滞留在顾实汗长子达延汗第五子索诺木达什部，索诺木达什部乃托茂公旗的前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麦力干去世后，该部势衰，三角城的托茂人南迁共和，加入了托茂公旗㉓。

二是《辛卯侍行记》中关于托茂的两处记载都不在托茂公旗，一处是科尔录古淖尔，即可鲁沟，今天的德令哈，当时为青海贝勒左翼盟长住牧地。这里的托茂人是光绪二十二年驼毛茶根率众逃亡新疆时遗留在科尔鲁古的，并非当地原有。另一处是永安营而西四五十里土坡，在今天的门源，当时为青海右翼盟长牧地，盟长棍布拉布坦所在的旗为和硕特前左翼首旗，俗称默勒王旗，此旗是衮卜后裔之旗。这就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默勒王旗当时的确有一部分托茂人，还有一个可能是陶保廉觉着此旗乃收留河西回回的衮卜后裔之旗，想必是托茂人所在旗，因为陶氏并未亲身游历青海，一些材料应当是通过询问有关知情者间接获得的，不免有失实错漏之处。

综上所述，托茂人的族源并不是单一的，其主体是蒙古人，但在历史进程中也融合了畏兀儿、回回、藏民、汉人等群体的成分，因为从事牧业生产而使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托茂”作为部落名，最可能的是一种自称，从语言上很难追溯其意义，一如汉、回、藏等群体名㉔。其群体名可能源于古老游牧部落秃马惕，清末因参与河湟事变，“驼毛”作为一个群体受到关注并被记载，民国时期有“托毛”“讬毛”等写法，20世纪80年代，出于民族平等考虑和少数民族去污名化工作，“托茂公旗”出现在《青海历史纪要》中，之后学者们接受了雅称的“托茂”一词，关于托茂人的学术研究也渐入佳境。

鸣谢：杨占武研究员、闫天灵教授、丁万录教授、杨蕤教授、陈文祥教授、曹磊博士、卯丹副研究员、马建民副教授等阅读了本文，并提出建设性的完善意见，特此感谢，文责笔者自负。

注释：

①自1981年便开始调研托茂的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协工作人员才仁加的调研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前，当地人亦是如此观点：“他们（托茂人）对自己的民族根本说不出所以然来”，“各处的蒙古族十之八九都说‘托茂’伊教是我们的蒙古族，不过信仰了伊教”，湟中、湟源、大通等处的回族们都说，“‘海晏的托茂家’是我们的回族，不过年代久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习惯都被蒙族感化了”。见才仁加：《原海晏县“托茂”伊教群众的历史重新更正参考资料》，1988年5月。

②就笔者看到的资料，“托茂”这一写法，最早见于1980年出版的《青海历史纪要》。

③嘎尔迪：《新疆“托们能克”人由来考》，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马登青：《博湖县的“托茂家”》，载《新疆地方志》1994年第4期。笔者在新疆博湖、焉耆访谈托茂人，报道人亦有这样的观点。

④《明实录》记载：“癿加思兰旧居吐鲁番迆西，成化六年始入黄河套，与阿罗出各相雄长。”

⑤《明史》卷327载：“弘治八年，北部亦不刺因王等入套住牧。”

⑥郑晓《皇明北虏考》载：“西有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土默特)三部。应绍不部营十……故属亦不剌……阿尔秃厮部营七，故亦属亦不剌……满官嗔部营八，故属火筛，今从俺答。”

⑦阿哈勒呼，蒙古语，用在官称中，指“首平章”、“首知院”。见宝音德力根：《释明代蒙古官称“阿哈剌呼知院”和“迭知院”》，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⑧《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年十一月己巳条记载，亦卜剌、阿尔秃厮与土鲁番的速坛阿黑麻、真帖木儿兄弟乃先世亲族。

⑨塔布囊，是一种身份称呼，“驸马”的意思。“科赛”、“和赛”与“火筛”音近。

⑩明兵部尚书王琼在 《为虏中走回人口供报紧急声息事》中言：“达贼亦不剌贼众先过黄河，遁往四川松潘……其甘肃又报亦不剌弟把巴歹纠合众贼乜力克等要来肃州抢掠……把巴歹数年以来，仍在赤斤、苦峪，又与野贼乜力克等以亲联合。”魏焕《九边考·边夷考》：“甘肃之边，北虏止二种，亦不剌盘踞西海，瓦剌环绕北山。”

⑪《明实录》载：吉囊（衮必里克）“由野马川渡河径入西海，袭破亦卜剌营，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儿孩所领余众脱走”。《明史·西域二》亦载，吉囊“大破亦卜剌营，收其众大半而去，惟卜儿孩一支敛众自保。”

⑫《清世祖顺治皇帝实录》卷38：“顺治五年四月辛未，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逆回拥立伪延长王朱识锛扇惑人心。”

⑬《清世宗雍正皇帝实录》卷38：“顺治五年四月癸亥，命固山贝子吞齐伪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统领官兵及调外藩蒙古兵讨陕西叛回。”《清世宗雍正皇帝实录》卷46：“顺治六年九月壬辰，以破回逆及招降成功，赐厄鲁特部落峨木布车臣戴青为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德尼戴青为巴图鲁额尔德尼戴青，墨尔根济农为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

⑭这支蒙古人之后鲜有文献记载。不过1949年的 《申报》中《放眼看西康》一文谈到了西南蒙古人情况：“向西康南徙的蒙古人完全被藏回所同化，留在‘霍尔章’地方，沒有随大部向南发展的蒙古人，已经同化于东干回，但他们也和在鮮曲河畔的同支一样只被同化了一半，他们住在兰州临夏之间的大夏河东岸属临夏县管辖，距临夏县治仅仅廿余里，以锁南坝为中心，他们完全信奉回教，生活习惯，完全与回教无异，如果从男子的戴白帽，与女子的戴盖头及他们的笃守回教规看来，无疑地將使人确信他们是东干回人，这也可称为西康境內的一部特殊民族。”详见王稼琪：《放眼看西康》，载《申报》1949年5月24日。

⑮（清）梁份：《秦边纪略》，赵盛事等校，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401页。另，《秦边纪略》中还有说蒙古酋长为亦不剌子孙者：“墨尔根黄台吉，一手反挛，谓之癿手子。或曰永邵卜之孙；或曰亦卜剌之后（他素害之子）。”见《秦边纪略》401页。

⑯王日蔚：《维吾尔 （缠回） 民族名称演变考》，《禹贡》1937年第4期。《清实录》最早记载者为康熙十八年八月己丑，“噶尔丹……今夏又两次出兵，至缠头回子之地而还。”

⑰《秦边纪略·甘州南边》：“回回丁国栋反于凉州，米喇印反于甘州。及讨平之，其余党逃散于四方，或归西域，或归夷部。”

⑱王树中（博·贡博策仁）：《“托茂人”考略》。

⑲参见王树中：《“托茂人”考略》。扎西东珠的编著里亦有此表述。

⑳根据《皇明九边考》的记载看，在左右翼战争后，原来的应绍卜（永谢布）十营只剩二营，阿尔秃厮的七营剩下四营，满官嗔的八营减到了六营。说明亦不剌将多数应绍卜部众带走，阿尔秃厮部带走了一半，从土蛮部八营中可能带走了两营。

㉑ 《皇明北虏考》：“满官嗔部营八，古属火筛，今从俺答。”

㉒魏源《圣武记》亦载：“蒙古敬奉黄教，实始于俺答汗。”见（清）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0页。

㉓王树中（博·贡博策仁）：《“托茂人”考略》

㉔亦如托茂人所言，“托茂”这个大部落名下还有“盖斯盖”、“郭皮亥”、“麻叶亥”等小部落也是无意义的，还如托茂人又被称为“海里亥达子”一样，“海里亥”蒙、藏语也无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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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vestigating Tuomao People

YANG De-liang

Abstract: Tuomao people is between Mongalian and Hui nationality,who once was considered as Mongolian-Tibetan Hui besides Hanhui and Chanhui,was its ethnic origin Mongolian or Huihui?Was its origin in Hexi or Hetao?Was the word Tuomao from Chinese or Tibetan?Which was firstly appeared,Tuomao or Tuomao Gongqi?According to various document literature,field investigation and previous findsing the paper achieved the result that it has different ethnic origins,including Mongolian,Huihui,Uigur,Tibetan and Han people.As Mongolian-Tibetan Hui,the group was influenced both by Mongolian,Tibetan and Hui.It may has connection with Ibrahim who transferred from Hetao to Qinghai for the reason of grazing during the Mid-Ming Dynasty,also related with Gu Shi Khan tribes of Moxi and Shuote,and closely related with Huihui of Hexi and later the descendants of Chakatai Khanate joined in.As the name of a tribe,it was most likely the name called by themselves,so it is hard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linguistically.The phenomenon of Tuomao is the best case to survey ethnic fusion and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on the land of China.

Keywords: Tuomao；Mongolian；Hui N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045-12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科研项目《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模式与经验研究》（批准号：2019XYSMZ12）、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回族学研究中心科研平台项目《蒙回小史：托茂再考》（批准号：HZX1902）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1-22

作者简介：杨德亮（1980-），男，宁夏海原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编审 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