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化民族学的西北发轫——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始末（1947—1952）
2019-09-12 | 学术争鸣 | 阅读量: | 收藏此文
摘要: 1947年创建的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是当时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专业系科之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立的民族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中国本土化民族学的西北发轫
——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始末（1947—1952）
周传斌 朱惜玉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00）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边疆学、边政学等学科得以兴起，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学者，成立了学术机构，并出版著作、创办刊物。1947年创建的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是当时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专业系科之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民族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边疆语文系；兰州大学；民族学；边政学
作者简介：周传斌（1972—），山东人，民族学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朱惜玉（1998—），陕西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专业学生。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2017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西北地区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17LZUJBWZD027）成果。兰州大学第二十届䇹政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原文发表于《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一、边疆语文系的开设背景
中国边疆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本土化交汇发生于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边疆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地理意义的边疆研究，更应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重概念，即“多元边疆”，这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前提。
（一）人类学的本土化
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被引进至中国，其学科结构、思维范式、参考书目等均采自西方，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徐义强指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要建立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开始了本土化的探索”[1]。吴文藻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2]，为弥补这种不足，他倡导把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社会学界，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不分家”的学术传统。
徐义强总结了吴文藻发起的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理论的引介上，“力图形成适合中国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以英国功能学派理论为主”；其次是人才培养方面，他“深刻认识到要实现本土化绝非一人之功所能及，中国人类学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学术梯队，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许烺光等一批学者；第三则是“形成了一批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 [1]。这一以功能学派理论和方法为底色的“中国学派”，成为了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最重要代表和标志。而吴文藻及其弟子们，在促使中国边疆研究的现代转型方面贡献良多。
（二）边政学的兴起
我国有着研究“边疆”和“族类”的悠久历史。从《史记》中的“蛮夷传”到清代学者的边疆研究，仍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意义，因为其只限于边疆史地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3]。现代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则意味着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和使用。
从清末列强蚕食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这促使中国学界去关注边疆问题。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初期以外国学者为主，后期李安宅、方书轩、徐益棠等都曾参与。1928年清华大学成立边疆史地学会，后又成立边疆研究会。同年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东北研究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面临更大危机，边疆研究的意义更加凸显，并沿着两条平行的学术线索得到发展。
第一条线索是历史学的研究。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松本真澄认为，顾颉刚“锁定的目标是要考证中华民国的‘应该有’的领土是怎样进化到现在这种情形的，居住在‘应该有’的领土内的居民是怎样进化到‘国族’来的”[4]133-135。1935年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都体现了历史学家偏向“国族”建构的取向。这与人类学偏重文化相对论的取向不同，并由此导致了学术论争，如费孝通就曾批评顾颉刚有混淆民族与种族概念的嫌疑。
第二条线索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在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地区，重视实证性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开始实地调查，并与当时的国家政治旨趣相结合，正式诞生了边政学。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边疆教育方案》指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建立边政学系，边政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应该说，边政学作为学科的出现，主要是在第二条学术线索即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达成的。中央大学边政学系设在法学院，凌纯声为首任系主任，次年由韩儒林接任。西北大学边政学系设在文学院，王文萱为系主任；1947年改属法商学院，由历史系主任黄文弼兼任系主任，后由杨兆钧代行系务。两校边政学系都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具有明显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特色。［6］兰州大学开设的边疆语文系，与上述两校的边政系非常相似，应该放在同一历史背景下来加以研究。
（三）辛树帜校长的兰州大学愿景
兰州大学是我国西北地区办学历史最长的大学之一。1909年始建的甘肃法政学堂，1928年改名为兰州中山大学，1946年国民政府决议创设国立兰州大学，并由教育部委任辛树帜负责筹建。
辛树帜（1894—1977），早年留学英国和德国，1928年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同年内，他两次组织前往广西大瑶山的考察，并收集瑶族语言与风俗资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特辟“瑶山调查专号”，顾颉刚在“跋”中写道：“本校生物系教授辛树帜先生，……到广西中部的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但他们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他们在白天采集动植物，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做采集歌谣，标注方音，和探索风俗的工作。”[7]这段经历，对于他后来主掌兰州大学时创建边疆语文学系，应该有直接的影响。
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初建时期，有文理、法学、医学、兽医四大学院。校长辛树帜提出了开设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系科的设想。他在给教育部的呈函中指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8] 1947年9月,国立兰州大学文理学院增设边疆语文系；1948年文理学院析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边语系归入文学院；1950年1月更名为少数民族语文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期，该系与原西北大学边政系一起并入了新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可以说，边疆语文系是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两校民族学学科的最早渊源，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民族学教学与科研机构之一。
二、边疆语文系的建立与发展（1947—1949）
1947年9月, 国立兰州大学文理学院增设边疆语文系，原计划设立藏文组、维文组、蒙文组三组，起初因为师资问题仅设藏文组。至1949年，增设维文组、蒙文组。
（一）1947—1948学年
建系之初，辛树帜校长两次致函青海著名藏学研究者杨质夫，邀请其出任边语系教授兼代主任。杨质夫（1906—1961），青海省互助县人，名炆，字质夫。1924年入西宁蒙番师范学校学习，次年经校长朱绣介绍，参加西宁道尹黎丹发起的藏文研究社，并参与其主持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后简编为《藏汉小辞典》于1933年在西宁石印出版。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立西宁师范学校校长。1947年8月，他应辛树帜之邀出任边疆语文系代主任，在任期间，他“仆仆于兰州西宁之间，往来教学，并奔走于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和隆务寺等处，利用其社会关系，搜集藏文图书，使该系民族文字的设备，从无到有，日渐充实，教学质量，逐步提高”[9]。与杨质夫同来任教的，还有他在青海藏文研究社的同事吴均。吴均（1913—2009），青海省循化县人，在隆务寺学习藏文4年，曾任青海省政府藏文秘书。1948年2月任边语系讲师。1977年后先后在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大学任教，是西北地区早期藏学开拓者之一和格萨尔研究的先驱。
1947年秋季招收的首届边语系学生，登记在册的有21人：王积善、马朝海、王生财、张师孔、王志云、牛世钧、刘鸿、杨明德、杨永臻、林自强、李天助、倪克温、王蔚生、王学正、宋志焘、巩殿贵、王克俭、车得驷、樊成仁、李志澄、刘建基。到了第二学期，此级学生仅剩下10人：马朝海、张师孔、牛世钧、林自强、李天助、倪克温、王学正、巩殿贵、王克俭、车得驷。[10]案卷134 可见，学生的流失率很高。
根据兰州大学档案资料，1947—1948学年第一学期边语系开设的课程有：国文、基本藏文、西藏史、中国通史、边疆地理、英文（发音学）、藏文文法、藏文会话等，其中教授藏文、西藏史课程的教师即为杨质夫和吴均（表一）[10] 案卷16。第二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文、基本藏文、中国通史、边疆地理、英文（发音学）、西藏史、藏文文法、藏文会话。可见，边语系成立初期的藏文组，专业课教师只有杨质夫、吴均二人 [10]案卷17。边语系课程除藏文基础、语法、对话外，还有边疆地理、中国通史、英语等必修课程。
表一：1947—1948学年边语系开设课程（藏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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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
学期／课程 |
教师 |
学生人数 |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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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
第一学期 |
第二学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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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 |
1．仅藏文组开设课程； 2．课程开设不全面、不均衡，藏语专业课程居多，通识课数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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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文 基本藏文 西 藏 史 中国通史 边疆地理 英 文 藏文文法 藏文会话 |
国 文 基本藏文 西 藏 史 中国通史 边疆地理 英 文 藏文文法 藏文会话 三民主义 |
陈廷瓒 吴 均 吴 均 张德光 王志梁 杨笔钧 杨质夫 杨质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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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8—1949学年
1948—1949学年，边语系的课程表发生了较大变化（表二）。1948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课程有：藏文读本、中国通史、国文、心理学、哲学概论、藏文文法、英文、三民主义。二年级开设的课程有：民族学、社会学、西藏史、藏文文法、藏文读本、世界通史、英文、论理学。[11]案卷214相比1947年入学的第一届学生，1948年入学的新生增加了心理学、哲学概论的课程；而二年级的课程表中出现了民族学、社会学、逻辑学（论理学/理则学）。其中，民族学课程首次出现在兰州大学的课程表中，任课教师为时任国立兰州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谷苞（1916—2012）。
本学年边语系学生也开始田野实习。档案中有校长辛树帜《关于本校边语系师生四十人乘车前赴西宁考察请查照惠发通行证致第三军运指挥部公函》称“本校边语系师生四十人于二月十八日乘本校25—0700号汽车前赴西宁考察”。同时还有致第七区公路局请豁免往返养路费的公函。[11]案卷240
1948年边语系在职教师有：杨质夫（教授兼代主任）、吴均（讲师）、马渊明（兼任讲师）、张东杰（助教）[11]案卷215。其中，马渊明为新疆乌鲁木齐人，毕业于新疆学院语文系，曾任国立西北大学讲师，1948年2月聘为边语系兼任讲师，在职时间应该不长。张东杰为青海省湟中县人，1948年入职。
另据甘肃省档案馆存《兰州大学教职员名册》显示，截止1949年8月31日，边语系教师有：杨质夫、吴均、纳朝玺、张东杰、胡斯振、丹巴嘉措、陈秀蓉七人[12]。也就是说，1949年上半年又有纳朝玺、胡斯振、丹巴嘉措、陈秀蓉四人入职。纳朝玺为青海藏文研究社成员，1933年受派前往隆务寺学习，其在兰州大学任职时间不长。胡斯振（1922—1990），四川省泸县人，1948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边政系，1949年8月入职边语系任教，1952年后任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蒙古史副教授、教授。丹巴嘉措（1907—1972），四川省诺尔盖人，曾在拉卜楞寺学习藏文，1949年入职边语系，后曾任民族出版社藏文翻泽、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副教授。陈秀蓉，女，蒙古族，1949年聘为讲师，事迹不详。
本学年藏文组一年级新生仅有8人：李志澄（留级）、马振国、王承崑、刁玉珠、孙美濡、谈家麟、高炳辰、庞鹤云[11]案卷196，其中王志云、刘建基、宋志焘、李志澄、刁玉珠、樊成仁六人还出现在本学年的休学名单上。
表二：1948—1949学年边语系开设课程（藏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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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
学期／课程 |
在职教师 |
学生人数 |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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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
第一学期 |
第二学期 |
杨质夫 吴 均 马渊明 张东杰 |
8人 |
一年级较上级学生增加了心理学、哲学等课程，课程涉猎更加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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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读本 中国通史 国 文 心 理 学 哲学概论 藏文文法 英 文 三民主义 |
藏文读本 中国通史 国 文 心 理 学 哲学概论 藏文会话 英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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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
民 族 学 社 会 学 西 藏 史 藏文文法 藏文读本 世界通史 英 文 论 理 学 |
理 则 学 西洋中古史 藏文读本 藏语会话 英 文 |
10人 |
二年级增加民族学、社会学等课程，藏学相关课程减少，边语系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课程持续多样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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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9—1950学年第一学期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27日，军代表辛安亭（1904—1988）等接管兰州大学，并宣布军管组支持辛树帜校长继续领导全校教务。此后，军管状态持续到1951年3月曲正（1903—1971）接任兰州大学校长为止。因此，1949下半年的兰州大学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边语系在这一学期当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3]卷6-1,6-2，8
第一，在职教师和在校学生的数量浮动较大。谷苞跟随解放军入新疆，开启了另一段学术生涯；而杨质夫、吴均、马渊明、纳朝玺等均已经离职。
本学期，边语系共录取新生38人，其中藏文组录取14人：罗英德、雎友直、吴柄、潘瑷、王珍、陈克勤、赵玺、杨天命、马树人、李生荣、丁耀楠、周建尧、颜国栋、王福曾。这样，至1949年底三个年级在校生总共为45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第二学期（1950年上半年），则减少到38人，流失7人（一年级流失6人增加1人，二、三年级各流失1人）。
第二，增设了蒙文组和维文组。至此，辛树帜设想的边语系三个语种全部开始招生。本学期蒙文组招生4人：袁凤梧、郭育华、郭余庆、傅国彬；维文组招生15人：赵继志、刘宗高、李向荣、马亚雄、马树钧、穆鸿润、汪洪、马全英、段其昌、谢国礼、马楠、王治民、陈发源、李国彦、达应庾。维文组招生不少，但未见本学期的教师名单。
表三：1949—1950学年边语系（少语系）藏文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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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
学期／课程 |
在职教师 |
学生人数 |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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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
第一学期 |
第二学期 |
张东杰 丹巴加措 侯生桢 王沂暖 叶维熙 关德栋 |
9人 |
1．藏文组一年级课程大致与1947、1948年入学学生课程相似，取消了心理学、哲学等； 2．高年级语言课程减少、通识课增加； 3．第二学期开始藏文组、蒙文组、维文组三组开始分开授课； 4．出现藏文、维文、蒙文三组课程互授现象；高年级语言专业课程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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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理 藏 文 中国通史 俄 文 英 文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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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理 藏文读本 中国通史 俄 文 英 文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民族问题 藏文会话 国 文 基本蒙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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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
边疆地理 藏文读本 世界通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
边疆地理 藏文读本 世界通史 藏文会话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民族问题 |
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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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
英 文 中国民族史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
英 文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藏文文法 藏文读本 藏文会话 民族问题 |
7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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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949—1950学年边语系（少语系）蒙文组、维文组一年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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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课程开设 |
任职教师 |
学生人数 |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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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
第二学期 |
蒙文组： 卢 弼 胡斯振 陈秀蓉
维文组： 哈美新 李国香 |
蒙文组4人 维文组15人 |
课程设置较为全面，但是专业教师相对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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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相同 |
蒙文组 |
维文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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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理 藏 文 中国通史 俄 文 英 文 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经济学 |
基本蒙文 民族问题 边疆地理 中国通史 国 文 俄 文 政治经济学 中国革命问题 英 文 藏文读本 藏文会话 |
基本维文 民族问题 边疆地理 中国通史 国 文 英 文 政治经济学 中国革命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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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边语系的课程有了大幅度的调整。从边语系1949年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册来看，一年级开设的课程均为：边疆地理、藏文、中国通史、俄文、英文、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二年级、三年级课程也都增加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两门新课。[13]卷8。可以看出，课程的改变是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伴随的。
三、从边疆语文系到少数民族语文系（1950—1952）
1950年元月，兰州大学上呈兰州军管会申请将本校边疆语文系改称少数民族语文系：“查我校文学院旧有之边疆语文系，实为国民党反动派用以抹杀之勾当，故有更改之必要。提经本校第五次校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改为少数民族语文学系，以副人民代表会提案精神，由校申请军管会批准后实行等语，记录在卷，理合呈请鉴核批示，栈遵谨呈。”[13]卷50元月十七日，边疆语文系正式更名为少数民族语文系，并继续在兰州大学存在了两年半的时间。
（一）1949—1950学年第二学期
本学期，即1950年上半年，改名后的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获得了新的发展。
首先，三个语种的专业课程开始分别授课。在上一学期，新入学的藏、蒙、维三组新生课程没有区别，从本学期才开始专业课分授（表三、表四）。公共课有民族问题、边疆地理、中国通史、国文、俄文、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英文等。藏文组一年级专业课为：藏文读本、藏文会话、基本蒙文；蒙文组开设一年级专业课为：基本蒙文、藏文读本、藏文会话；维文组一年级专业课为基本维文。其中，藏文和蒙古文互授，而维文课程仍有欠缺。
其次，师资力量得到了加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兰州大学脱胎换骨，教师队伍和在校学生都有较大的变化。原边语系代主任杨质夫，因政治原因于1950年2月在西宁被捕。少语系主任由文学院院长水天同（1909—1988）兼任。新增教师有：藏文组侯生桢、王沂暖、叶维熙，蒙文组卢弼，维文组哈美新和李国香。
在杨质夫、吴均离职后，侯生桢、王沂暖、叶维熙等加入，成为少语系藏文教学的生力军。侯生桢（1911—1995），青海西宁人，1932年受青海藏文研究社委派前往化隆支扎寺（后又转赴塔尔寺）学习藏文，1950年任少语系副教授。王沂暖（1907—1998），吉林九台人，1931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9月任兰州大学少语系副教授。叶维熙，兰州人，曾师从喜饶嘉措大师学习藏文，1950年任兰州大学少语系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以上三位教师都调西北民族学院任教，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王沂暖教授。王沂暖于1979年晋升为教授，为知名藏学家、格萨尔学家。侯生桢1970年后调到青海民族学院工作。
卢弼，事迹不详，1950年任少语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西北民族学院任教。1950年后，卢弼、陈秀蓉、胡斯振支撑起了少语系蒙文组的教学。
少语系维文组师资力量最薄弱。1948年兼任讲师的马渊明应为维文教师，但因当时未招生，旋即离职。1950年后，哈美新和李国香是维文组仅有的两位教师。哈美新，维吾尔族，新疆伊犁人，事迹不详，1950年任少语系副教授，讲授维文会话、读本、文法。李国香（1921—1990），甘肃省武山县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曾在兰州大学附中教英文，1950年任少语系讲师，开始自编维吾尔文讲义。1952年后他任教于西北民族学院，成为我国著名维吾尔学专家。
（二）1950—1951学年
本学年可以说是少语系的巅峰时期。
第一，教师队伍进一步扩大，管理工作走上正轨。
到1950年底，少语系共有教师11人，其中有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教师各1人。教师当中，有副教授4人：哈美新（维吾尔族）、侯生桢、卢弼、王沂暖；讲师4人：叶维熙、陈秀蓉（女，蒙古族）、丹巴嘉措（藏族）、李国香；助教3人：王德温、张东杰、胡斯振。1950年下半年成立了系务委员会，藏、蒙、维三组各推一名委员，系中再推举一名秘书（由张东杰助教担任），协助院长（兼少语系主任）处理系务。
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学者曾短暂任教于少语系。著名俗文学研究家关德栋（1920—2005），满族镶黄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在1950年任兰州大学少语系副教授，讲授民族史、民族政策课程，并编著了《新疆民歌民谭集》《甘肃青海民歌集》。晏阳初的侄子晏升东（1914—？），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曾师从潘光旦、李景汉。1951年，晏升东任教于兰州大学少语系，开设少数民族概况、社会调查两门课程。
1950年9月录取新生14人，实际到校9人。其中藏文组5人：褚荣光、李宝箴、马世林、姜佐鸿、陈登科；蒙文组1人：高秉信；维文组3人：卢克勤、孙炳寅、李发源。1950年10月18日的统计，少语系共有在校学生40人，其中藏文组23人，蒙文组4人，维文组13人。
第二，课程体系趋于完善，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根据1950年统计的少语系课程开设情况，藏文组专业课包括：基本藏文、藏文读本、藏文文法、藏文会话、佛教概论、社会调查等。蒙文组专业课包括：基本蒙文、蒙文会话、蒙文选读、蒙文文法、佛教概论、社会调查等。维文组专业课包括：基本维文、维文读本、维语会话、社会调查等。[14] 卷24
1950年11月24日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批示后，少语系各年级课程经过调整，基本形成了完整的课程体系（表五）。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新增课程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民族概况、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近代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回教概论、蒙古史、突厥史、实习、毕业论文或专题报告。
表五：1950年少语系课程设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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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
课程（任课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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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 |
调整前 |
调整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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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藏文（侯生桢） 基本蒙文（陈秀蓉） 蒙文会话（陈秀蓉） 基本维文（李国香）
中国通史（张雅韶） 社会发展史（张雅韶） 大一国文（王秉钧）选修 英文（王冠赢、鲍文俊）选修 |
基本藏文 藏文读本 基本蒙文 蒙语会话 基本维文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大一国文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通史 边疆地理 民族问题 民族概况 英文 中国文学名著选读与写作实习（蒙文、维文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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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
藏文读本（叶维熙） 蒙文选读（卢弼） 维文读本（哈美新） 基本藏文文法（叶维熙） 蒙文文法（卢弼） 藏文会话（叶维熙） 蒙语会话（陈秀蓉） 维语会话（哈美新）
世界通史（吴祥麒） 佛教概论（王沂暖） 社会调查 中国近代史 新民主主义论（王伯仑） 俄文（王会如）选修 日文（张东人）选修 |
藏文读本 基本藏文文法 藏语会话 蒙文选读 蒙文文法 蒙语会话 维文读本 维语会话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世界通史 佛教概论（藏文、蒙文组） 回教概论（维文组） 社会调查技术 政治经济史 中国近代史 英文（藏文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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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
藏文读本（侯生桢） 中国文学史（王秉钧） 藏语会话（丹巴嘉措）
新闻学 社会调查 新民主主义论（王伯仑） 日文（张东人）选修 |
藏文读本 藏语会话 蒙文读本 蒙语会话 维文读本 维文文法
西藏史（藏文组） 蒙古史（蒙文组） 突厥史（维文组） 中国文学史 社会调查技术 语言学 文化人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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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
藏文读本（侯生桢） 藏语会话（丹巴嘉措） 藏文字学（叶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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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培养出了第一届6名毕业生，全部随解放军入藏。1951年4月10日，兰州大学15名学生身穿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到位于兰州新村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干训队，参加了革命。 其中包括少语系6位毕业生：牛世钧、王学正、倪克温、车得驷、张师孔、陈拓（国立西北大学边政系就读两年后转入兰大少语系），以及少语系其他三位学生：王克俭（1947年入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但未出现在毕业生名单上）、庞鹤云（三年级学生）、王承崑（三年级学生，后又回校学习至第二年毕业）。在进藏途中，牛世钧牺牲在了唐古拉雪山上。其他几位大都成为了著名的民族新闻工作者、民族语文翻译家和教育工作者。另据1952年8月3日的《兰大少语系介绍》称藏文组共毕业两届学生10人，其中9人在西藏工作。[13]卷65
（三）1951—1952学年
在上一学年的短暂辉煌之后，随着国内政治与社会形势的变化，少语系将在本学年之内很快向终结。1949年9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甘肃省军管会在西北重镇兰州开办了藏民问题研究班，主要任务是为西北藏族地区培训行政干部。11月，该班扩建为藏民学校。1950年1月，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简称“革大三部”）。1950年8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报请政务院批准，在“革大三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1951年设立的语文系，有藏语文、蒙古语文、维吾尔语文三个专业，兰大少语系二、三年级各一位在读学生，已经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并讲授藏文课。在这种形势下，兰州大学少语系归并于新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几成定局。
由于休学、从军等人数增多，兰州大学少语系在读人数明显减少。1951年11月在读的藏文组学生，四年级只有王承崑一人，三年级只有焦兴辉、马振国二人。同时，由于西北民族学院的开办，少语系招生数量也锐减。1951年秋季，少语系仅有3名新生，即藏文组胡真霞和维文组刘永谦、程富昌，教学难以为继，11月中旬，3名学生转入其他专业。1952年秋季则没有招生。
1951年8月统计的课程表显示，除了少数时事类的课程增减外，大多数基础课程没有变化。但是，由于部分师生于1951年11月参加甘肃省土改工作，导致该学期教学计划未能完成。虽然因各种原因导致实习不能进行，少语系还是就近组织了学生到兰州清真寺参观。本学期还曾请西北大学边政系教授黄奋生做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学术讲演。[13]卷65
1951年暑期后，由系务委员卢弼、侯生桢、哈美新三人轮流负责系务，各任系务主席一学期。1951年12月时任系务主席为哈美新副教授，系务委员会秘书为张东杰助教。除了社会学家晏升东外，1951年新来任教的还有段克兴（教授）、索特纳木（助教）、孙子质（助教）。段克兴（1906—1982），北京市人，早年毕业于武昌佛学院，1935年去拉萨，在哲蚌寺和达赖新宫专修藏文与佛学。1951年任兰大少语系教授，他也是继杨质夫之后少语系唯一一位教授。1952年后他转入西北民族学院任教，为著名藏学研究者。索特纳木，蒙古族，1951年任少语系助教，1952年后转入西北民族学院任教。
1952年9月30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教育部要求，将兰州大学文学院的少数民族语言系（原边语系）和西北大学的民族系（原边政系）并入西北民族学院。当时，少语系尚有在读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共20人，其中藏文组7人、蒙文组4人、维文组9人。少语系在职教师，则有13位，其中藏文组7位：段克兴教授、侯生桢副教授、王沂暖副教授、丹巴嘉措讲师、叶维熙讲师、张东杰助教、孙子质助教；蒙文组4位：卢弼副教授、陈秀蓉讲师、胡斯振助教、索特纳木助教；维文组2人：哈美新副教授、李国香讲师。绝大多数师生都根据国家的安排转入西北民族学院继续工作和学习，壮大了该校的少数民族语文教育队伍。
四、边疆语文系的学术史意义
1947年9月到1952年9月的五年短暂时光，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少数民族语文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学学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表六：兰州大学边语系（少语系）历年师生统计（1947—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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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组教师 |
蒙文组教师 |
维文组教师 |
新生/在校生总人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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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
杨质夫、吴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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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
仅藏文组 杨质夫代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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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
杨质夫、吴均 马渊明、张东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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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
仅藏文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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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
杨质夫、吴均 纳朝玺、张东杰 |
胡斯振 |
\ |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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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组、维文组开始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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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
关德栋、侯生桢、王沂暖、叶惟熙、丹巴嘉措、张东杰 |
卢弼、陈秀蓉 胡斯振 |
哈美新、李国香 |
14/40
|
鼎盛时期 水天同兼系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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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
侯生桢、王沂暖、叶惟熙、丹巴嘉措、张东杰 |
卢弼、陈秀蓉、晏昇东 |
哈美新、李国香 |
3/25
|
第一届毕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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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
段克兴、侯生桢、王沂暖、丹巴嘉措、叶惟熙、张东杰、孙子质 |
卢弼、陈秀蓉、胡斯振、索特那木 |
哈美新、李国香 |
0/20 |
下半年并入西北民族学院 |
（一）开创了西北地区本土化民族学的学术传统
首先，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系统开设藏文、蒙文、维文三种少数民族语文的专业课程，与南京中央大学和西安西北大学的两家边政系一道，成为当时边政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从那时起，作为我国西安以西最重要高等学府的兰州大学，就关注西北边疆与少数民族的研究，以民族语言、边疆政治、民族史为特色的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随着谷苞进疆、首届毕业生入藏、吴均和侯生桢返回青海，而扩展至甘宁青新藏各省区，为西北地区的民族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也是西北地区最早开设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关课程的系科，是在西北地区传播现代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先驱。谷苞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接受了专业训练，曾参加费孝通主持的“魁阁”研究小组，1944年返回兰州后，先后在甘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46年8月后任国立兰州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讲师、副教授。1947年，他开始为中文系、历史系学生讲授社会学课程。边语系建立后，1948年他开始为该系学生讲授民族学、社会学两门课程。1950年，少语系课程表中出现了文化人类学、社会调查技术两门课程。195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晏升东在少语系讲授少数民族概况、社会调查两门课程。档案资料也显示出，边语系非常重视民族学田野工作，曾专门安排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实习和调查。谷苞在兰州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46—1947年在卓尼藏区实施田野调查，辛树帜校长还专门为他开具了证明书。这些活动应该是西北地区最早实施的民族学社会学专业调查之一。
最后，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直接奠定了今天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术传统。1952年后，兰州大学少语系并入了新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为该校的少数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兰州大学的民族学传统在历史系、中文系继续得以薪传。195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的杨建新参与了首次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并写作了东乡族简志的初稿。此后，他到中央民族学院跟随翁独健、王辅仁、贾敬颜进修学习，回来后开创了兰州大学民族学的第二期发展。由兰大边语系返回西宁的吴均和侯生桢，则在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延续了其藏学研究。
（二）为解放军进疆、入藏提供了人才支持
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解放军进疆、入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才支持。1949年，谷苞离开兰州大学，跟随解放军进疆，后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为新疆少数民族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1年，兰州大学少语系学生9人随解放军入藏。其中牛世钧在进藏路途中牺牲，王学正与倪克温在参与西藏解放工作后暂无书面资料记载。车得驷在西藏解放后先于西藏民族学院工作，后回到兰州于西北民族学院任教，在藏学研究方面饶有建树。张师孔在1956年之后进入国家民委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工作。陈拓扎根西藏，曾在《西藏日报》工作。王承崑后来成为了民族出版社的资深翻译家。
（三）推动了我国藏学、维吾尔学的早期发展
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藏文组起步早，师资力量充足，教学和研究成果显著。1947年边语系始建时即邀著名藏学者杨质夫、吴均等任教，他们不但悉心于教学和研究，还通过各种途径为兰州大学搜罗了首批藏学和边疆语文方面的图书资料。在藏语组工作过的教师，如吴均、段克兴、侯生桢、王沂暖、丹巴嘉措、叶惟熙等人，后来都成就斐然，成为我国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维文组虽然起步晚、基础差，但却是我国大学中维吾尔语文教学的开拓者之一。尤其是李国香教授，从最早的自编油印教材，到出版我国首部《维吾尔文学史》，再到《维吾尔翻译史》《十二木卡姆史略》等，成为维吾尔族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参考文献：
[1] 徐义强.人类学本土化探索历程评述——以吴文藻、费孝通和李亦园为主的讨论[J]，青海民族研究，2011(4).
[2]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附录传略.
[3] 杨天宏.“边政”何以成“学”[J].社会科学研究,2014(4).
[4]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民族出版社，2003.
[5]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1,(5-6).
[6] 汪洪亮.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6).
[7] 李国太.辛树帜：生物学家的民族学贡献[N].中国民族报，2013,11(15):7.
[8] 辛树帜.辛校长树帜上教育部签呈[J]. 兰州大学校讯,1947,1(1).
[9] 吴均.记藏学家杨质夫[A].西宁文史资料·第8辑[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 国立兰州大学.历史档案联合全宗（1946—1948）[Z].卷宗1，目录1.
[11] 国立兰州大学.历史档案联合全宗（1947—1948）[Z].卷宗1，目录1.
[12]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兰州大学历史档案[Z].卷号484,425.
[13] 兰州大学(1949—1957)[Z].文档1.
[14] 兰州大学(1949—1959)[Z].文档2.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Borderland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Lanzhou University (1947-1952)
Zhou Chuanbin and Zhu Xiyu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730000)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facing the threats and troubles from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unity of China was quite uncertain. It i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studies of border areas and politics arose, which accompanied with special scholar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The Department of Borderland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Lanzhou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947. As one of the special academic departments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t that time, it is the earliest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northwest China which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epartment of Borderland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ethnology; border are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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