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在讨论这个概念时，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史的语境。一个是前些年学术界将研究戏称为“进村找庙，进庙读碑”，尽管有简单化之嫌，但应该说是对我们的研究特点的生动概括。庙宇之所以成为乡村生活中重要的礼仪标识，是它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又不仅是乡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是乡民和国家沟通、使他们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连接起来、至少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国家一个组成部分的需要。

近年来不同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艺术史领域中，对乡村戏曲、音乐和美术的许多研究同样把眼光投放到寺庙，因为它们往往是在寺庙举行的仪式活动的组成部分。而在人类学研究中，这样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他们早就认识到寺庙及其附属物之所以在乡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因为它们是国家、家族、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对世界万物的信仰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寺庙之类的重视并不同于宗教史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民间信仰研究，更不同于建筑史或艺术史。

另一个学术史语境是关于“大一统”与多样性的讨论，那是从纪念华琛关于东南沿海天后的研究所引发的。简单说，就是苏堂栋等学者试图通过揭示地方礼仪与信仰中的“异端实践”和地方精英的“伪正统实践”策略，证明标准化机制或正统实践并不总是有效，所谓“文化大一统”迟至晚清仍未完成。

同样，当我们使用“礼仪标识”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将其视为谁的标识呢？如果仅将不同地方形形色色的“礼仪标识”视为各种乡土文化传统的代表——正如现在的“非遗”研究所显示的——固然不错，但显然已经不够了，甚至有些肤浅。

“礼仪标识”这个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达到科大卫所谓“知道不同的地方史怎样可以连贯成为一个有地方史在其中的中国历史”的目的。虽然并不是只有通过地方的“礼仪标识”才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它们的确是很好的切入点。首先，这些“礼仪标识”往往体现了历史上不同人群的意向，体现了各种力量的交互影响。其次，由于它们往往是以文化与生活表征的面目反复出现，所以比政治性或经济性事物存在得更久远，它们也往往成为地方历史的重要见证。

如果说，人类学者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有针对性地强调历史意识和时间性，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则试图用本土经验提升人类学的某些开放性概念和方法，在描述地方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重构更大空间的结构过程，“礼仪标识”或许可以成为这种尝试的统领式概念之一。

“礼仪标识”之所以可以成为某种统领式概念，在于它是人类文化的区分性标志，也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一方面，中国文化之与欧洲文化不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仪传统，中国的礼仪文本与仪式实践是互动的和统一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区域社会史研究要“跨区域”，其实在整体的观照下，跨区域研究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跨文化，即不仅在空间上，也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礼仪标识”，并通过“礼仪标识”，这些人群、文化传统，甚至空间被区分开来或者整合起来。

科大卫在谈及“礼仪标识”的意义时曾说：“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是有兴趣研究地方制度怎样与国家挂钩的。这是一个‘国家建构’的问题。”但在这里的“礼仪标识”上，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面貌，即国家建构失败、或者地方制度与国家未能“挂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