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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民族学记忆之二】关德栋教授与《甘肃青海民歌集》

摘要: 【编者按】民国时期国立兰州大学的边疆语文系,在1949年后改名为少数民族语文系,1952年后归并入西北民族学院。解放之初的兰州大学少语系,曾有一位著名的满族学者关德栋。他在兰州大学短暂任职期间,收集民歌花儿,成为新中国最早研究西北花儿的学者之一。本中心网站

【编者按】民国时期国立兰州大学的边疆语文系,在1949年后改名为少数民族语文系,1952年后归并入西北民族学院。解放之初的兰州大学少语系,曾有一位著名的满族学者关德栋。他在兰州大学短暂任职期间,收集民歌“花儿”,成为新中国最早研究西北“花儿”的学者之一。本中心网站特刊发关德栋教授之子关家铮的旧文一篇,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关德栋(1920—2005),满族镶黄旗瓜尔达氏,生于北京。俗文学家、敦煌学家、满学家。1939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任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

1950年,经郑振铎引介,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派往兰州大学的军代表到该校工作,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原边疆语文系)副教授。1951年调任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继而任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大约在1954年,他在山东大学开设了梵文课程。他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民俗学和梵文等课程。1955年开始培养研究生。19831986年,应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邀请赴美讲学。1993年赴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文系从事合作研究。任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

1946年—1947年在沈阳从事《满文老档》的翻译,同时进行“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19791980年参加《满汉辞典》的编纂。出版有《新疆民歌民谭集》(1950)、《曲艺论集》(1958)、《聊斋俚曲选》(1980)、《贾凫西木皮词校注》(1982)、《子弟书丛钞》(1984)、《聊斋志异戏曲集》(1987)、《挂枝儿·山歌》(校注,1992)、《聊斋志异话本集》(辑校,1991)等。

 



 

赵景深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这篇推介西北民歌“花儿”的文章,是首次公开刊出,该文也是解放后研究花儿的第一篇文章,它扩展了我们对花儿研究的视野,开拓了花儿研究新的领域。文章虽然是半个世纪前所写,但是无论对于我们今天花儿的研究,还是对于了解花儿研究史无疑是有一定助益的。

流光易逝,赵景深(1902—1985)先生与世长辞,已有十几年了。近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查检家中书刊资料和整理旧信件时,偶然翻检到家父(关德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旧稿《甘肃青海民歌集》,翻检其中不意发现赵景深先生的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遗稿历经半个世纪的磨难,特别是经历过“文革”期间,还能深埋在故纸堆中,没有遗失,真是万幸。这使得我们对赵景深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研究西北花儿的工作多一番翔实的了解。

原文如下:


 

这里所搜集的甘肃、青海、西藏的民歌和兰州鼓子是青岛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任职兰州大学时,由于我的纵恿而编辑的。

为了阅读的方便起见,我把注释完全移到最后,按笔画排成一个小辞典的样于。凡在歌中附有星点*的字句,都可以在“方言注释”里找到解释。

大同小异的民歌,我都已删去,以省篇幅。例如,与甘肃民歌第三十三首相同的是:“十八辆车子轮百邑,六盘山凹凸里过去。手提着钢刀歌(?割)着去,血身子陪上着坐呢。”又如,与甘肃民歌第六十首相同的有两首:“兰州木塔藏里的经,拉卜楞寺上的宝瓶。痛破吗(一作了)肝花想烂了心,望瞎(一作麻)了一对(一下有儿字)眼睛。”其他不一一枚举。总之相差不远。

这些民歌大部分是情歌。但也有幕零白军的腐败和残忍的。例如甘肃民歌第九十二首云:“骑大马,背钢枪,百姓的门上催款项,大姑娘驮在马上。”此下有六首都是同类性质的。

情歌大都感情极为强烈,使人联想到汉代乐府的《有所思》和《上邪》。

在形式上,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多字韵”,像《诗经》那样,在倒数第二个字上押韵。这一类的例几乎俯拾即是。例如:“十样锦盘子里端馍馍,菊花儿碗里的茶喝。馍馍不吃茶不喝,快把你心上的话说。”就是拿“茶喝”来与“话说’押韵的。又如:“雷石山背(?)面马衡山下,虚空里响雷着哩。新当的媳妇想娘家,得知道想谁着呢。”就是拿“响雷着哩”来押“想谁着呢”的。

编者通满洲文和梵文,对于变文也特别有研究,这里附带介绍一下。

一九五一年八月,赵景深。


 

据家父过去写的笔记和赵景深先生的来信,关于这本《甘肃青海民歌集》当年编辑的情况,回忆大体是这样:

(一)1950年春,家父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派往兰州大学的军代表,到该校工作。解放前兰州大学文学院有“边政系”(应为边疆语文系——编者注),解放接管后,改设“少数民族语文系”。家父是少数民族,又曾从事民族语文的研究,于是即在该系工作,除讲授一些“民族史”和“民族政策”的知识,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还必须作一点学生工作,因此,在与学生们接触中,了解了一些民族民间文学。在研读这类作品时,在与赵景深先生通讯请教有关民间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时,在他鼓励、指导下,遂集录了这部民歌集。

(二)家父《甘肃青海民歌集》书稿,编成于1950年末,经郑振铎先生题写书签后,1951年从兰州大学转调到福建师范学院时,赵景深先生写了这部稿的序,并拟由当时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因出版社的合并,至1953年家父再转调到青岛山东大学后,亦未出版。“文革”时抄家,虽然有散失,如郑振铎先生题签和少部分书稿均遗失,但一部书稿尚有残存。

关于花儿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研究情况:花儿,这是中国民间歌谣中别具特色的一种重要形体,引人注目的一枝。它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流传于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区)汉、回、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藏等民族,并以它那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乡土特色,受到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研究家们的高度重视。对于这种民歌的大规模搜集与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是上个世纪“五四”以后的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四十年代末,首先是袁复礼先生,将西北花儿第一次向全国介绍,1925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出版的《歌谣》周刊第82期,刊登了介绍花儿的文章及其搜集的甘肃花儿三十首(作者将“花儿”误为“话儿”)。这引起了当时国内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以及研究西北民间文化学者们的关注,以致1929年,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中的《歌谣的起源和发展》一章时,就引用了袁复礼先生所介绍的其中一首“话儿”(即花儿,见《中国歌谣》北京:作家出版,1957年,第51页),扩大了花儿影响。1940年张亚雄先生在重庆初版《花儿集》(1948年又在兰州重版),成为第一部有关花儿的专著,不仅成为花儿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先驱者,而且也是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的代表作。

赵景深先生的《甘肃青海民歌集·序》为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花儿又提供了一个蓝本,把花儿这些民歌与汉乐府相提并论;同时认为,花儿“多字韵”像《诗经》;并提出使用了将民歌整理、注释词语编为小辞典形式。这些都是此前谈新民歌的人很少去作的,也是解放后研究花儿的第一篇文章,它扩展了我们对花儿研究的视野,开拓了花儿研究新的领域。文章虽然是半个世纪前所写,但是对于今天来说无论对于花儿的研究,还是对于花儿研究史的研究无疑是有一定助益的。

为了便于理解赵景深先生《甘肃青海民歌集·序》的内容,以及所编排的“方言注释”,现将家父搜集、整理的《甘肃青海民歌集》目录以及与“方言注释”相对应的民歌列出,以便读者阅读。

 

 


 

《甘肃青海民歌集》

目次

赵景深序

一、甘肃民歌

(一)山歌——“花儿”或“少年”

附曲调

(二)小曲

附曲调

二、青海民歌

(一)山歌——“花儿”或“少年”

附曲调

(二)小曲

附曲调

三、西藏族民歌

四、附录:兰州鼓子

后记

一、甘肃民歌(38首)

1.沙石河滩一棵柳,壬字登了水龙口;

 原是荆州我不守,情愿跟上您这走。

(余从略)

二、青海民歌(21首)

1.上去个高山者水贵了,黑刺哈烧成炭了。

 日子多了者撤背了,多好仔心思么变了。

(余从略)


 

附记:家父的《甘肃青海民歌集》旧稿,北新书局曾两次拟定出版。初次是1951年,这时家父在福州师范学院工作,赵先生的序文最初即定:福州师范学院关德栋。后因出版社合并,书稿被搁置。1953年拟再次出版,此时家父已调至青岛山东大学,考虑到作者工作单位已变动,赵先生即在原稿上将作者单位改为青岛山东大学。特此说明。

 

 


【来源】关家铮:《赵景深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转载时有删节。

【编辑】周传斌


 

来源: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