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主讲我中心举办的“丝路讲坛”第二讲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应邀在兰州大学衡山堂学术报告厅主讲“丝路讲坛”第二讲。讲座由罗红光教授主持，赵利生、王建新、周传斌、李树辉、徐黎丽、王海飞教授等及中心学生参加了讲座。

4月27日上午9点，赵旭东为中心师生做了题为《互惠人类学——道路、走廊与人类文明的基础问题》的报告。赵旭东指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对当今现实世界所涌现出来的一个互联互通新时代的直接回应。 文明的互惠往来催生出互惠人类学。互惠人类学概念的提出，意在强调人群社会之间往来互动的交互作用这一基本形态，其最初便由波兰裔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澳洲土著初步兰岛民中间的库拉贸易中有一种直接的田野观察和民族志呈现，后将其用于对社会之间往来关系的一般性解释，强调社会之间的基于相互性需求的一种强制性的纽带连接。

近代建构出西方中心论，但是还有“拒斥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在如今文化转型的时代，新媒体、新技术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面对主体性的存在。从文化转型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去重新面对当下的文化及其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是技术空间的不断扩张造成的。

再此背景下，赵旭东就如何看待社会与文化大转型以及世界发展的关系新格局做了讲解。指出可以从中心与边缘、循环与断裂、包容与对立、贫困与富有、真实与虚幻、距离与融合、南方与北方、集体与个体、经济与文化和存在与价值等“十大关系”方面考察世界发展困境与超越。

赵旭东指出人和自然之间会有一种持续的互惠关系的存在，对人类社会而言，这种互惠也持续存在。互惠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与文化存在的彼此之间的互依性。互惠作为一种观念，它具体体现在某种生活空间的安排上。人们会以文字或象征符号来使一种互惠空间得以标示，人因此而有了自己独有的文明体系的构建，借此而与纯粹的自然状态的“野蛮”之间渐行渐远。人在互惠交往中形成了物质化空间的通道、走廊以及道路，它们的共同性特征可以概括为有进有出、进进出出、杂糅相济以及互通有无这四点最为核心的特征，它们也是体现了互惠观念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标志物。

互惠人类学是真正回到了人类本身位置上来的一种人类学，即人是社会的存在，离开社会而谈人便是被抽离出来的空洞之人。互惠关系因此而成就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的关系，人际的联系借助于道路或者通道而予以具体化。

讲座结束后，赵旭东向中心赠送了他编著的《微信民族志》和《文化转型人类学》。

4月29日上午9点，赵旭东为中心师生做了题为《线索民族志方法》 的讲座。讲座内容主要来自于他的三篇文章：“田野八式：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和“线索民族志的线索追溯方法”。其中，田野八式为：心存异趣、扎实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章、知柔知刚、神游冥想、克己宽容、文字天下。

民族志的两种做法为定点聚焦和线索追溯。其中“线索追溯法”不是某种点上的静态的观察，而是循着人或物移动轨迹而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由此而去实现一种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宏观理解。这种理解的核心就是把人和物都放置到某个自然或人造环境的大背景之中，由此而去追溯人行动的轨迹。它理解的基础是人的行动能力以及因人使用、欣赏、享用自然或人造之物而有的某种物的行动轨迹，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称它为“线索追溯法”（clues seeking method）。

那么，依照线索而展开的田野并书写下来的民族志可以称之为线索的民族志。事物发生有连环性，我们会循着物所显露出来的人生活中的行动轨迹，而去给出一种意义之间的关联性的解释。对于这种关联性而言，其形态一定是链条式的，一环扣着一环，并且，人的思考与物的存在之间一定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一种随时随地的转化与传递的关系。而转化的媒介恰在于可以为人所把握的那些物的心理表征以及由此表征而转化出去的公共表征之间的纽带性的关系。

赵旭东以华北庙会中“看事儿”、宣传海报上的色彩、食物的颜色等方面介绍了如何进行线索研究。最后，赵旭东指出田野“工作八式”应该向“八式四统一转向”转变。“四统”即：点线结合、线面一统、特征追溯、围观聚焦，“一转向”则是由人向物。在民族志书写时可以遵循“线索八寻”，即：可观察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关联性、可启发性、可把握性、可容廓性和可改变性。“线索八寻”的目的在于催生一种线索民族志书写范式上的新探索。

两场讲座结束后，赵旭东与在座师生进行了交流。此后，罗红光、赵旭东教授还到临夏做了学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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