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暨常务理事会、首届中国民族学青年学者论坛圆满闭幕

2017年6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承办，西北民族大学协办的“2017年中国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暨常务理事会”、“首届中国民族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兰州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40余所科研、教学等单位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两场论坛，总共提交论文百余篇。

本次中国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以“‘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民族发展”为主题，透过民族学的理论和视角，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并在充分把握时代命题的基础上，用民族学的话语和理论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回应。

论坛以四场主旨报告为开端，从不同层面对“一带一路”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见解和观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郑筱筠教授在《试论“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民族发展》的报告中强调，“我们”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样，才能利用每个国家与地区的差异特征，发挥区位优势，互惠共享，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增进人类的福祉尽努力。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王希隆教授的《清朝治理蒙古与外蒙古独立的反思》报告，总结了清朝至民国在治理蒙古地区的得与失，重新审视了外蒙古独立的因素，为目前应对边疆分裂势力的挑战与保证“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提供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关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思考》的报告，从法治制度建设的角度对非物质遗产政策进行反思，思考如何有效与国际社会实现对接，乃至为国际社会在非物质遗产保护方面提供中国智慧。云南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杨福泉教授的《从几个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看云南未来在“一带一路”中的发展潜力》报告，以云南为个案，认为发挥区位优势，并与周边国家实现有效交流合作，是整个边疆地区的普遍命题。强调边疆如何由边缘地带成为对外交流的桥头堡，乃至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心地带，是亟待民族学做出回应的时代命题。

高层论坛设立三个分会场，分别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多远宗教文化、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边疆区域社会发展、跨国族际文化交流、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等议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方面，与会学者指出，学界在解构西方话语和学科体系的同时，亟待建构出中国本土的民族学体系，要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话语权。刘夏蓓教授在总结和梳理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格局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多元一体格局不是历史形成的，而是在现实层面形成的观念共同体，进而对价值共同体的构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杨文炯教授利用人类学的视野对“国学”概念进行解读，认为学界应该走出中国民族主义的迷思，“国学”也应该走出“汉学”的牢笼。程世平教授关注到“一带一路”经济带上的多元文化问题。王平教授在反思和检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过程中，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规范化，需要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狭隘化”、“他者化”和“虚无化”等倾向的实质。

在多元宗教文化方面，许宪隆、刘勇、周传斌等从多个角度的从对宗教信仰、苯教的历史书写以及伊斯兰信仰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周传斌教授通过对清康乾时期著名苏菲马腾翼的考述，勾勒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若干细节和具体过程，进而展现了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彭兆荣教授在梳理丝路遗产的国际国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丝路遗产是跨区域、跨国、多民族、多生态的历史性综合遗产，其灵魂在于“线路文化”，以“线路遗产”引领“经济连带”，以“文化线路”引导“经济带动”。娜拉教授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历史和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丝绸之路是一条遗产廊道，承载着国际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多民族交往交融的长廊印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共识，因此对丝路历史文化遗产之合理利用，是当代传承内在价值的必然选择。在利用时，要提高保护丝绸文化遗产资源社会参与度，做好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活态保护，发挥沿线同源跨国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梁向明教授通过对宁夏建设穆斯林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分析，为“一带一路”的具体建设提供区域经验。尹伟先和陈其斌两位教授分别就“甘肃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以及“文化旅游发展”分别做了报告，提出了“多方参与、有效配合、各尽其职”等发展路径。胡伦文教授认为学者的文化自觉、官方的文化自觉到民间的文化自觉，在推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曾慧教授则指出在文化传承中的市场化作用，认为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双赢的局面。

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方面，赵利生教授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发展中出现外来资源闲置、浪费等问题，认为对西北民族乡村社会的发展研究，必须把发展机制与逆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尤佳教授关注的是，传统生活模式被消解给穆斯林群体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认为用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对穆斯林的生活进行重新整合，是实现“公共生活”重建和完成现代化目标的有效途径。

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探索方面，李伟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已逐渐成为沿线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重要战略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李占荣教授则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法学视角的阐述，指出作为法律概念的“中华民族”只具有宣示意义而非规范意义，唯有将“中华民族”写入《民族区域自治法》，才能从基本法律层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为其入宪创造条件。另外，李静教授和骆桂花教授分别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国民族学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区域社会发展方面，与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作为新的时代特征，必将为边疆区域的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为民族建设和边疆建设迎来新的历史时期，因此，边疆不再是边缘，而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心，而西北边疆也将成为对外交流的桥头堡。其中，马成俊教授通过梳理丝绸之路和撒拉族的历史，认为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充分发挥撒拉族在族源、语言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同中亚五国的文化交流，从而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打开突破口。张世海教授结合甘肃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甘肃民族地区发展进行了阐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与跨国族际文化交流方面，王廷中教授认为中国民族学界应该利用专业知识对社会舆论发挥引导作用。张二平教授在对“一带一路”宗教交流回顾的基础上，认为宗教交流自古以来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机组成，其也应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马强教授对“巴基斯坦民族与宗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阐述中，强调多重对话的重要性，认为宗教的民族对话、民间的民族对话、官方的民族对话，是中巴之间增进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途径。另外傅千吉、丁明俊、张润平等分别从天文历法、当代网络、民族语系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共建、民族文化源流以及“三个自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徐黎丽教授在分析“丝绸之路”概念被广泛认同时，认为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始于丝绸，李希霍芬提出这一名称时，正是以南方为基地的中国与欧洲丝绸贸易持续发展时期，欧洲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使得上到权贵下到百姓均有经济实力消费这种日常生活品，而中国人也从“丝绸之路”的名称中体会到中国价值，进而很快认同了这一名称。因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共同认同的道路，象征着这条道路像丝绸一样畅通。王建新教授通过对庄学本摄影作品的介绍，为当今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带来启发。吴秋林教授在“苗人的群体主义”阐述中，指出群和群体主义来源于鬼文化信仰中崇信对象的群体形式，即“鬼群”。只有正确理解“鬼群”，才能对当下苗人社会的平权以及文化基因建构在文化演化中的作用有所理解。认为自由和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基因的选择，而不是一种政治和利益表述。宗咯·漾正冈布教授对“藏医宏观医学史传统”进行了汇报，认为蒙藏医学体系在当今的传统分布区域，虽然不再是唯一实践的医疗体系，但依然是最重要的传统医学系统。

与之同时，举办了以“田野工作的本土实践与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为主题的青年学者论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分别围绕“民族认同与互动”、“民族关系与人类学反思”、“民族宗教文化”、“边疆问题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民族的历史视角”、“民族村落保护与发展”等主题，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探讨和交流。青年学者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教学单位，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代表着中国民族学的未来。此次论坛，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研究成果的平台，也为其观摩和学习权威专家提供了机会，必将为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更好地整合与共享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资源，在此次学会上，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分别与西北民族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科院、青海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科研院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总之，本次学术论坛议题广泛，参会学者规模大、规格高，跨学科特点突出，研究方法多样，角度新颖，对诸多具有时代性的现实性问题进行了民族学视野的回应和讨论，是中国民族学界的一大盛举。

撰写者：安鹏、邓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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