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黎丽,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及边境民族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边海防研究中心法学组咨询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在我从事教师工作的32年中,总结出的治学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期望学生做到的事情自己先做好。这个方法的起源不得不追溯到我的两位敬爱的导师――杨建新先生和马曼丽先生。
上世纪90年代初,兰州大学成功地申请到文科的第一个博士点――民族学,博士点的带头人杨建新先生一开始就制定导师组治学。这种方法到现在仍然效果很好,不能不佩服杨先生的长远眼光。我幸运地成为民族学博士点的“大师姐”后,在杨建新先生的“大局”和马曼丽先生的“细心”指导下继续深造。两位导师给我的第一个学习任务就是通过写作《成吉思汗评传》中的忽必烈评传来培养我对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掌握能力。之所以在成吉思汗评传中加入忽必烈评传,是因为对蒙元史熟透于心的两位导师认为,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守灶”的“幼子”拖雷之子,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的元朝的建立者。于是我翻译完杨先生亲手交给我的美国学者罗莎比的《忽必烈汗:他的时代及生活》,阅读了马曼丽先生布置的有关宋元时期的典籍、抄写完有用的资料后,写作了6万字的忽必烈评传,踌躇满志地交给了两位导师。时隔不久,马曼丽老师在课后对我说:忽必烈评传写得不错,但有一个注释,我和杨老师在历史院的资料室查找了一下午,解决了。我赶紧问是哪个注释,她翻开手稿中一页的页下注中的一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2卷”,对我说:这个注中的2,应该是乙。她还笑着说,可能是你写得潦草了一点,没关系,以后再细心点。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的粗心大意,竟然麻烦两位60多岁的导师为一个注释在光线较暗的一楼资料室查找了一个下午,而杨建新先生对此只字不提。从此以后,我再写文章,就顺手将查阅的资料的注释写成页下注并检查一遍,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也就成为我每年教师节带领入学研究生去见两位导师前讲得最多的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至今仍深深地体会到杨建新先生和马曼丽先生的慈爱,那就像从葡萄藤中透进来的光线,洒落在我身上;更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撒在我如同沙地的心里。从那时,我就明白,一个好老师,不用说得太好,而是希望学生做到的事情自己先做好,有兴趣且保持学习热情的学生自然而然就养成做比说好的习惯。
这个治学方法说起来简单,但要落实到行动上,却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对于“做西部文章、创世界一流”的兰州大学的任何学科来说,只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写万字文,就谈不上在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基础上,产生体现兰大特色的西部文章。比如,《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将“叶密立”分封给长妻所生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只有读了这本书和其他相关著作论文,再亲自去叶密立古城(现在的新疆额敏县境内)住下来调查一段时间后,才能在读书和行路的基础上明白——为什么成吉思汗将叶密立分封给窝阔台,因为这里优良的牧场和作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重要位置,可以为窝阔台日后继承大汗奠定基础。再进一步讲,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蒙古人在沟通亚欧方面的贡献自然就成为我们写作具有创新性的万字文的积淀。因此只有自己做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字文”,学生们自然而然也就做起来了。
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字文”三要素中,读万卷书和写万字文对于书生们来说,只要愿意读和写,学校和社会资源均能够满足。如今新冠病毒虽然猖狂,但居家抗疫却给我们带来了安静的读书环境和反思的空间。行万里路却是父母眼中的“宝贝”、象牙塔中的“居士”难以完成的实践。于是带学生实习后再亲自调查就成为我治学中最重要的环节。曾经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中朝边境因为剌骨的寒冷想回家,也曾在叶儿羌河边和学生一起调查时遇到语言障碍,还在离珠穆朗玛峰最近的岗巴县城住宿时因海拔太高而整夜睡不好觉;更有在中蒙边境找不到乌力吉口岸而车陷沙漠的困境。但我们不仅在反思自身不足、向当地民众学习的基础上克服了困难,而且在实践中体会到“高手在民间”的真理。最重要的是,硕士生半年、博士生和博士后一年田野调查的规范就这样慢慢地落实了。
最后,我想说一句:期望学生做的事情自己先做好,不治而治。